1977年，知青刘小勇考上大学。临走前夜，17岁王爱娟含泪解开衣扣：“小勇哥，你要了我吧！”刘小勇却制止了她：“傻瓜，乖乖等我回来，毕业就娶你！”谁料，这一等就是五年。

刘小勇走的那个早晨，王爱娟没去送。她躲在村口的老槐树后面，看着那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卷着黄尘开远，手心里攥着昨夜他替她重新系好的衣扣，指甲掐进肉里。那一年她十七岁，在村里人的闲话里已经是个“跟男知青不清不楚”的姑娘了。她爹抽着旱烟蹲在门槛上，闷了半天只说了一句：“人家是大学生了。”话没说完，意思全到了——你一个农村丫头，别做梦。

刘小勇到了北京之后，信一封接一封地寄。邮递员骑着他那辆绿色的二八大杠，隔三差五就往村里拐一趟。王爱娟每次听到自行车铃铛响，心跳得比铃铛还急。信封上的字她翻来覆去地看，信瓤里的内容却让村里识字的李老师读了好几遍都不肯再读了——不是肉麻，是太实在了。食堂吃了什么，功课有多紧，宿舍几个人，末了总缀一句：等我。她在回信里从不诉苦，只写家里的鸡又下了多少蛋，地里的玉米长势好不好。她怕他分心。可她没写的是，村里媒婆已经来家里踩过三四回门槛了，她娘生病住院，她把留了两年的辫子剪了卖掉，换了几十块钱寄回家应急，也没跟他提过一个字。

这五年里不是没有过动摇。刘小勇的大学同学里，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城里姑娘，有文化，有户口，不用隔着千山万水等一封走半个月的信。他给王爱娟的回信频率没变，但措辞不知不觉变短了，有一段时间甚至整整三个月只寄了一封信，信里只有半页纸。王爱娟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坐在灶台前发了一整夜的呆。第二天一早照常起来喂猪、下地，邻居婶子问她眼圈咋黑了，她笑笑说没睡好。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1982年春天，王爱娟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碰到了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老周。老周回城之后分到了工厂，出差路过，顺道回来看看。闲谈间老周无意中提了一嘴：“小勇毕业分配不顺，申请了好几回才批下来，主动要求回咱们这边工作，好多人都觉得他疯了。”王爱娟站在供销社门口，手里提着的酱油瓶子差点滑脱手。她没追问任何细节，只是“嗯”了一声，低头走了。回家的路上她把酱油瓶抱在怀里抱了一路，进门的时候才发现手冻得青紫。

刘小勇回来的那天，1982年底，没有敲锣打鼓，没有村里人想象的任何排场。他下了长途汽车，背着铺盖卷，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脚上一双解放鞋沾满了泥。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看见一个扎着头巾的女人挑着水桶走过来。女人放下担子，抬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碎发，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两个人隔着一条田埂对视了很久。刘小勇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俏皮话，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五年了，当初给他系扣子的姑娘，手上已经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他走过去，接过她肩上的扁担，搁在自己肩上。说了句：“走吧，回家。”

后来有人在他们的婚礼上问刘小勇，为什么放着城里的大好前程不要，非要回来。他端着搪瓷缸子闷了一口酒，脸涨得通红，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她能等，我不能让她白等。”王爱娟坐在新房的炕沿上，低着头笑，笑着笑着眼泪掉了下来，滴在那件穿了五年的红棉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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