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他走后没多久，夫人王定国就找了中央领导，提了个要求：要按自己的级别换房子，很多人当时不理解，好好的大房子不住，为什么非要搬？
 
1971年6月，“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了，办完谢老后事没几天，妻子王定国就主动去找中央相关领导，提出一个要求：收回按谢觉哉正部级待遇分配的带院住房，按照她本人的干部级别，重新分配住所。
 
在当年的干部管理制度里，高级干部去世后，家属是可以继续居住原有配套住房，保留专车、专职司机等待遇的，谢觉哉生前居住的是标准正部级四合院，院落宽敞，配套齐全，日常出行还有专属公车和工作人员照料。
 
可王定国态度十分坚定，半点不肯松口，这件事的根源，要从两人几十年的革命家风说起。
 
王定国本身是实打实的老革命，1933年参加红军、入党，三过雪山草地走完长征，建国后长期在中央内务部、最高法任职，离休后对应正师级待遇，和谢觉哉的正部级标准有明确差距。
 
早在谢觉哉晚年住院时，就反复叮嘱家人：待遇跟着职务走，不能借着亲属身份搞特殊，公家资源不能世袭。这句话王定国一直记在心里。
 
简单来说，在她的认知里，大房子、专车、配套工作人员，是组织给谢觉哉开展工作配备的，依托的是谢老的岗位级别，如今人不在了，这份待遇就该交还国家，自己不能占着不属于自身级别的资源。
 
她专程来到机关对接住房事宜，当场明确两点诉求：第一，交还现有的部长级四合院；第二，退回专属公务用车、专职司机与配套工作人员，一切按照她个人正师级标准安排。
 
接待的工作人员反复劝说，提议保留原有住房方便她养老，都被她婉拒，她直白告诉对方：我有自己的革命工龄、自己的干部级别，该享受什么待遇，组织按规定来就好，绝不占用超出标准的公房。
 
经过组织研究同意，1973年，王定国正式搬进一套60平米的普通单元两居室，没有院落、没有专属车辆，日常出门全靠挤公交。
 
偌大的四合院只留下少量谢觉哉手稿、旧书籍，其余公家配套全部完整交还单位，平日里她衣着朴素，家具都是用了十几年的旧物件，和普通退休干部家属没有两样。
 
不光住房这件事，平日里她对子女管束也十分严格，子女上学、工作、提拔，她从未动用任何关系托人办事，始终教育后代踏实做普通人，不能依托父辈身份谋求便利。
 
往后几十年，她住在这套小户型里，耗费数年整理出版近500万字《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晚年还牵头成立长城学会，投身文物保护、老区帮扶事业，一生低调淡泊。
 
特权从来不是革命奋斗的目标，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是谢觉哉、王定国这代老红军坚守一生的准则。
 
主动放弃优渥待遇，看似是一件搬家的小事，背后却是老一辈共产党员心中清晰的边界：公是公，私是私，绝不混淆，绝不贪图分外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