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就此消亡

曾几何时，乐观主义者们坚信，人人都能识字读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时至今日，阅读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或许仅仅是一段转瞬即逝的异常插曲。

罗斯·霍罗威茨大西洋月刊——

人们并非天生就会阅读。

人类的大脑结构中，并没有一套与生俱来的机制来把字母拼成词汇并对应到现实事物。为了学会阅读，人类必须重新开发大脑中原本负责说话和识别物体的区域。

这种阅读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依然不识字。直到1440年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识字读书才真正走向大众。

文字与口头语言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文字将信息与说话者分离开来，这让信息的传播少了一些情绪干扰，多了一些冷静，这在口传历史的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写下字句总比随口说出要慢，这种时间差促使写作者慢下脚步去审视和思考。相比于口语，书面语的句式通常更复杂，词汇也更丰富。

而且，文字不像声音那样说过就消失在空气中。读者能够反复研读文本，从中发掘出新的含义与感悟。正因为文字可以长久留存，人们哪怕一时忘记了自己写过什么，也不用担心这些想法会彻底遗失。这让大脑得以释放压力，转而去孕育新的创意，探寻全新的发现。

历史学家兼耶稣会神父沃尔特·翁在1982年出版的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指出：“书写比其他任何单一发明都更能改变人类的意识。”他认为，识字让人能够静下心来，培养了人们长时间专注以及逻辑推导的能力，从而催生出一种全新的、理性的、线性的、具有剖析性的思维方式。

翁在书中引用了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的案例。20世纪30年代，鲁利亚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偏远村落，当时那里的农民刚刚开始接受最基础的扫盲教育。鲁利亚在茶馆里、田间的帐篷里，以及夜晚的篝火旁与村民们交谈。

他提出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想要弄清楚识字和不识字的农民在思维方式上究竟有什么不同。鲁利亚对农民们说：“在遥远的北方，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就在遥远的北方。”接着他问村民，新地岛的熊是什么颜色。识字的农民很快就通过三段论推导出了答案。

然而，不识字的农民却不愿尝试，他们的理由是自己从没去过北方，所以根本无法回答。由此可见，学会识字不仅仅是让人能够认字，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人们逻辑思考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后来的学者认为，这些新思维方式的诞生，不仅是因为人们开始阅读，也和生活在文字社会中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有关。

不过，翁的核心观点依然无可动摇：印刷文化极度看重篇幅冗长且条理清晰的论证。正如尼尔·波兹曼在1985年所写的那样：“文字让话语定格，从而催生了语法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这些人必须把语言客观地呈现在眼前，才能看清其含义，发现其谬误，并把握其走向。”

可以说，阅读和写作的普及，是哲学、现代科学、学术性历史学以及艺术评论能够诞生并发展的前提。

这些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动荡。随着识字率在社会各阶层普及，它成了政治动荡和革命的催化剂。在北美殖民地时期，爱国者运动的领袖们正是利用报纸和小册子来激发反抗英国统治的情绪。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2年曾写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演说家，其发声的对象仅限于能聚集在他们听觉范围内的城邦公民。而今天，借助印刷机，我们可以向整个国家喊话。优秀的图书和文笔流畅的小册子，正发挥着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正是依靠一份印刷出来的宪制文件建立起了这个新国家。他们深信，这套精心设计的制度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完全建立在公民都是明智读者的基础之上。

富兰克林本人就是报纸出版商，还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公共借阅图书馆。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图书馆提升了美国民众的谈吐水平，让普通的工匠和农民也变得像其他国家的绅士一样博学。”从那时起，美国人便开始将了解时政、获取信息视为一种公民责任，甚至是一种道德要求。

——节选自大西洋月刊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