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30日,台儿庄大半被日军占领,师长池峰城先后派出的二批敢死队全部战死,在挑选第三批敢死队时,在残存官兵中,只能挑选出57个没受伤的人。
三月的风裹着硝烟刮过台儿庄的断墙。
碎砖混着血泥,踩上去黏糊糊的。
池峰城靠在南关的残壁后面,军装袖子撕开一道大口子。
半天前,第一批敢死队从这里出发。
几十条汉子腰缠手榴弹,手握大刀,猫着腰摸进了北门。
然后就没了声息。
爬回来的传令兵肠子拖在地上,只说弟兄们全冲进去了,没一个后退。
说完就断了气。
再派第二批。他说。
副官嘴唇动了动,没敢反驳。
第二批人更少,大半是刚撤下来的轻伤员。
有的胳膊吊着绷带,有的眼睛裹着纱布,还有个炊事兵拎着菜刀就站进了队伍。
他们说师长,我们能走,能扔手榴弹,能拉弦和鬼子同归于尽。
第二批人趁着暮色走了,影子很快被黑暗吞得干干净净。
枪声像爆豆似的响了半宿,后来慢慢稀了,再后来只剩风声。
天快亮的时候,阵地上静得吓人。
没人回来,一个都没有。
池峰城在指挥所坐了一夜,油灯跳了一宿,灯油烧干的时候,他开口说再挑人,第三批。
副官站在原地没动,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说师长,没多少人了,能拿枪的都上去过了。
池峰城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像两块烧红的炭。去数。他说,数清楚还有多少没受伤的。
半个时辰后副官回来,脸色比死人还难看。师长,他说,全师残存的官兵里,没受伤的,数来数去,只有五十七个。
池峰城猛地站起来,椅子哐当一声倒在地上。
他走到院子里,五十七个人稀稀拉拉站着,像一片被霜打过的庄稼。
有老有少,有的脸上还带着稚气,有的胡子拉碴,眼窝深得像两口枯井。
他们站得笔直,像五十七棵钉在泥里的树。
池峰城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却没出声。
拿酒来。他只说。
有人搬来一坛烧酒,粗瓷碗一字排开,酒倒进去溅起细碎的酒花。
风一吹,酒气混着硝烟味四下散开。
池峰城端起一碗,手很稳,没洒出一滴。弟兄们。他说,台儿庄不能丢。
五十七个人都端起碗,碗沿碰在一起,发出零零碎碎的声响。
没人说话,大家一仰头把酒灌进肚子。
喝完酒有人把碗摔在地上,瓷片四溅。一个跟着一个,五十七只碗碎在泥里,像五十七颗炸开的手榴弹。
王范堂站在队伍最前面,他是连长,前两批都没轮上他,现在他是这五十七个人的头。
他没说豪言壮语,只转过身看了一眼弟兄们,说跟紧我,别掉队。
天完全黑透的时候,他们出发了。
没有号声,没有鼓声,只有轻轻的脚步声,踩在碎砖烂瓦上,像五十七只夜行的猫。
他们套着日军军装,脸上抹着锅灰,从断墙缺口钻进城。
巷子里静得可怕,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像擂鼓。
摸到西北城角时,鬼子的营地就在眼前,帐篷搭了一片,探照灯扫来扫去。
王范堂趴在土堆后面,数了数身边的人,一个不少,五十七个,都在。
他掏出手榴弹拧开盖子,拉环套在手指上,凉丝丝的。
其他人跟着做,五十七个拉环,套在五十七根手指上。
王范堂深吸一口气,喊了一声杀。
声音不大,却像惊雷劈在静夜里。
五十七个人同时跳出去,手榴弹像雨点般砸过去,爆炸声连成一片,火光把夜空照得惨白。
鬼子光着膀子从帐篷里跑出来,还没摸到枪,大刀就砍了上去。
巷子里乱成一锅粥,喊杀声、惨叫声、刺刀捅进肉体的闷响,混在一起。
有人抱着鬼子滚进火堆,有人拉响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池峰城在南关听着,枪声爆炸声一阵紧过一阵,他攥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渗出血来。
他没下令增援,他知道,这五十七个人,是他手里最后一把刀子,是插向鬼子心口的最后一刀。
战斗打了半宿,天快亮的时候,枪声慢慢停了。
西北城角的方向,飘起了中国军队的旗帜。
池峰城快步走过去,断墙后面坐着十几个人,浑身是血,像从血海里捞出来的一样。
看见池峰城,他们挣扎着想站起来。师长。王范堂开口,嗓子全哑了,阵地拿回来了。
池峰城数了数,十三个,只有十三个人活着回来。
剩下的四十四个人,永远留在了台儿庄的巷子里。
池峰城蹲下来,伸手想拍王范堂的肩膀,手伸到一半又收了回去。
他只说了两个字,好弟兄。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光照在断壁残垣上,地上的血慢慢干了,变成深褐色。
那五十七个完好的汉子,大多没能再走出来。
他们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只变成战报上的一个数字,变成老人嘴里的一段故事。
很多年以后,人们说起台儿庄,说起敢死队,总会想起1938年的春天。
想起五十七个挺直的脊梁,想起他们端着酒碗时,眼里的光,比天上的太阳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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