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缓缓说道：“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72岁的我每日还要在凌晨三四点便需从睡梦中挣扎起身，只为给92岁高龄的母亲测量血压、注射胰岛素。她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时常在夜晚被腿抽筋或头晕所折磨。”

凌晨三点多，上海静安区那套复式老房还沉浸在黑夜里，厨房几乎常年当储藏间，没什么油烟，也很少传出锅碗瓢盆的碰撞声。

三十年没开过火，桌上只有几包奶粉和几瓶矿泉水，卧室门虚掩着，潘虹靠近床头柜，打开小夜灯——血压计和胰岛素笔、记事本都摆在一只不锈钢小盘子里。

即使年久失修的地板有些吱嘎作响，母亲也很难被惊醒，只有在夜里小腿突然抽筋或一阵头晕突如其来时，才会发出低低的呻吟。

72岁的潘虹手脚利落，动作没有多余，也没有迟疑，她已经习惯了这样起夜，翻找好针头，是直接上手的那种熟练。

血压计绑得比楼下老李还快，数据一出来顺手抄在本子上，下一个动作就是推好剂量，把针扎进母亲手臂那根摇摇欲坠的细血管。

母亲的夜晚安稳不起来，九十二岁的身体就像锈住的机械零件，夜里经常掉链子。

潘虹隔一阵要帮她把腿活动一下，抬高、放松，缓解那种快要把自己拉断的痛感。

有时候母亲会突然想咬牙骂人，又因为气力不够，骂到最后只剩下轻轻哼唧。

有次媒体跟拍，2026年2月，大冷天的潘虹戴着口罩在菜市场，大声和卖鲈鱼的摊主讲价，差二十块没让、不舍得买全段。

边上老太太都笑她，“现在还差钱？”

潘虹低头收拾讲，三包纸尿裤的钱省下来才安心，她是影后，是观众心目中的大女主，但更多的时候，她只想把妈妈照顾好，日子过得像个实在的普通女人。

她本来可以不用把自己累成这样，1980年代还在红火时，请过保姆，但那保姆不仅偷家里的保健品，居然还掐过她母亲。

潘虹发现后当场赶人，发过狠话，从那之后，根本不敢随便假手外人，说起那段经历，她眉头紧锁，“出了事是我担，不值得冒险”。

2021年，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住院，她没舍得请护工，白天送饭、晚上沙发凑合，跟了整整俩月，最后人瘦了一圈，自己差点也进了医院。

两个妹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苏州，都是当了奶奶和外婆的年纪，各自有家庭，能帮衬的也就过年过节来一趟。

潘虹没有孩子、也没再婚，家里只有她和母亲，一大一小，身份反转，像极了时光偷换的双人舞。

老房是在1992年用剧组劳碌换来的，那时候她正值事业巅峰，一口气拿了三届金鸡奖，把奖金和积蓄都砸进了静安区的一套复式。

今天房子早已市值两千万，但2026年4月院里卷起的那道“豪宅封条”，其实是推掉片约后留下的谣言，

有人以为她着急卖房、有人揣测她财务出问题，但那些钱在她心里不比母亲多活一年的意义大。

影后主动推掉第四座奖杯的机会，原来是为了多陪母亲两个月，别人以为的“舍不得银子”，在她这儿不过是选择轻重缓急。

很多人都说她“活得太难为自己了”，但真能把自己放轻松活一回的人有几个？

三十二岁那年，潘虹人生拐了个弯，1978年她刚结婚，丈夫米家山，比她大八岁，父亲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成都市长米建书。

可这桩婚姻像被拆解的剧本——八年时间，夫妻俩真正待在一起还不到三百八十天。

米父晚年重病，盼着她能生个孩子，潘虹坚持走剧组，说“我现在只能主角”，那场争执后两人关系彻底冷掉。

1986年离婚那天，她情绪并没有外表坚强，反而有种站在悬崖边往下跳的恍惚。

那时候事业如日中天，很多人劝她换一种活法，但潘虹选择把欲望全部投入角色。

十三个影后奖杯，陪了她无数孤独又绚烂的午夜，家里奖杯柜子塞得放不下，她回头望一眼，却发现什么都换不回来。

2010年时，有个上海商人带着十岁的儿子向她求婚，说想组个完整的家，潘虹笑着婉拒，“我不适合做继母”。

印象最深的还是2022年，她做客《鲁豫有约》，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节目气氛安静如水，潘虹摸着茶杯半天没说话。

主持人问，“如果能重来，会怎么选？”

过了很久，她轻声说：“我要能重来，把所有的奖杯都换一个家。”

那句话说完，她眼里有点湿，但更多是理解自己，这里的“家”，不是金钱意义上的地方，而是一种有人等你回来的踏实。

回过头再去看潘虹为什么会对血缘家庭如此看重，和她小时候经历有关。

潘虹1954年出生在上海，原名刘蓉华，父亲在“反右”运动遭厄运，被划归“黑类”，有冤无处申。

1964年底，她十岁，母亲一纸电报带她赶赴哈尔滨认领父亲的骨灰，那是她人生第一次直面死亡，自那以后，她跟母亲改了姓，从此成为“潘虹”。

她理解家意味着什么，那种“还有人叫我一声女儿”的资格，是无数奖杯都买不来的承接和慰藉。

独身的人，没有孩子，对“家”概念的执念甚至会变得更强烈——来处的脆弱，比归途更雪亮。

也许有人觉得她太重情，但她的生活方式，无关表彰，无关外界定义的成败，纯粹是自己在黑夜中寻见的亮光。

信源： CCTV《朗读者》潘虹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