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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汇 文萃丨我不记得我的生父。在我两岁时他就去世了。我的母亲改了嫁。这次改嫁虽

文学汇 文萃丨我不记得我的生父。在我两岁时他就去世了。我的母亲改了嫁。这次改嫁虽是出于爱情,却带给她很多痛苦。我的继父是名乐师。他的命运极不寻常,是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为奇特的一个。他在我童年的最初印象里烙下了至深的印迹,持续影响了我的一生。为方便后续讲述,我先来交代一下他的生平。下面我要讲的这些,都是后来我从著名小提琴家Б那里听来的,他年轻时曾是我继父的亲密伙伴。我继父姓叶菲莫夫,出生在一位很有钱的地主的村庄。其父是一名穷乐师,在漫长的游历之后,定居在这位地主的领地,并受雇于他的乐队。地主生活阔绰,最爱音乐,爱到发狂。据说他生平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连莫斯科都没去过,可有一回却心血来潮,跑到国外某矿泉疗养地小住了几个礼拜,只因报纸上说,某位著名小提琴家打算在此连办三场音乐会。他有一支很像样的乐队,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收入。我继父在地主的乐队里吹单簧管。二十二岁那年,继父结识了一个怪人。同县有位富有的伯爵,不惜重金养着一个私人剧团。伯爵的乐队指挥是个意大利人,后因品行不端被辞退。此人的确品性恶劣。被赶出乐队之后,他彻底堕落,开始混迹于乡下酒馆,终日烂醉,偶尔还会伸手乞讨,闹得全省再无一人肯雇用他。而我继父却跟这个人成了朋友。这一交情无法解释,也很奇特,因为谁也不曾察觉继父从自己这位损友身上沾染任何不良习气,就连起初严禁继父与之交往的地主,后来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再后来,乐队指挥突然死了。几个农民一大早在堤坝旁的水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尸检结果表明死于中风。对于死者存放在自己这儿的遗产,继父当即出示了证据,证明自己有充分的权利继承它们:死者生前曾亲笔立下字据,说自己一旦死了,由叶菲莫夫继承其遗产。所谓遗产,不过是一身黑色燕尾服(死者对其悉心保管,幻想有朝一日能重返乐坛)和一把看似平平无奇的小提琴。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可过了一段时间,伯爵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带着伯爵的信来找地主。伯爵在信中百般劝说叶菲莫夫出售意大利人留下的小提琴,说他很想买过来装备自己的乐队,愿意出价三千卢布。信中还说,伯爵曾多次派人来请叶戈尔·叶菲莫夫,想亲自与之达成交易,却被后者再三回绝。伯爵最后说,他出的价实实在在,完全没有压价,他认为叶菲莫夫之所以不肯,是在无端怀疑自己企图利用他的单纯与无知,故而请地主开导于他。地主立刻派人叫来了继父。“小提琴你为什么不卖?”地主问继父,“你又用不着它。人家出价三千卢布,这价格很公道,你若是认为可以要到更高,那就是没道理的。伯爵又岂会蒙你呢?”叶菲莫夫回答说,伯爵那儿他是不肯去的,可若是老爷命他去,那就全凭老爷的意志;又说小提琴他是不会卖给伯爵的,可若有人想要硬抢,那同样全凭老爷的意志。继父的回答明显触动了地主最敏感的心弦。因为地主总是骄傲地宣称自己很懂得善待乐师,说他们个顶个是真正的艺术家,正是有了他们,他的乐队才不但比伯爵的好,甚至比帝都的都不差。“好!”地主说,“我转告伯爵,说你不想卖小提琴——因为你不愿意卖,因为卖与不卖完全在你,明白了?可我自己也想问:你要小提琴有什么用?你是吹单簧管的,何况还吹不好。你把它让给我吧。我出三千卢布——谁知道这是把什么琴呢!”叶菲莫夫微微一笑。“不,老爷,您我也不卖。”他回答说,“当然,全凭您的意志……”“难道我有压制你、逼迫你吗?”地主怒不可遏,毕竟伯爵的乐师还在场,而他很可能据此对自己乐师们的处境做出负面判断。“滚吧,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后别让我再看见你!除了我,谁还会要你?你连个单簧管都吹不好!你在我这儿有吃有穿,还有薪水拿,你活得人模人样,顶着乐师的名头,可你却不知好歹,不识抬举。赶紧滚,别在这儿惹我生气!”地主总是把惹自己生气的人通通轰走,唯恐一时气急,失去自制。而对于一向被他称作“艺术家”的乐师们,他是绝不肯太过严厉的。交易没成,事情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可过了一个月,伯爵的小提琴手突然干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实名告发我继父,说他对意大利人之死负有罪责,出于侵占巨额财产的私欲将其杀害。他声称死者的遗嘱乃是强行诱骗所得,并承诺对此提供人证。无论是伯爵的请求劝导,还是地主的打抱不平,都无法动摇告发者的决心。人们向他证实,尸检报告准确无误,说他明显在指白为黑,大概是出于私愤,由于未能得到本可属于他的珍贵乐器而心存怨恨。但告发者一意孤行,对天发誓说他是对的,声称死者中风的诱因并非醉酒,而是中毒,要求二次尸检。乍看之下,这的确是十分严重的指控。案件自然开始审理,叶菲莫夫被关进了市监狱。该案引发了全省关注。调查进展迅速,最终证实小提琴手系属诬告,被判处应有的惩罚,但他始终固执己见。直到最后,他才终于承认自己并无真凭实据,提供的那些证据全是凭空捏造的,同时却又声称自己的捏造合情合理,因为直至二次尸检完成,叶菲莫夫被正式洗脱嫌疑之时,他依旧坚信:不幸的乐队指挥正是死于叶菲莫夫之手,尽管他用的也许并非毒药,而是其他什么手段。但判决最终未能执行:诬告者突然得了脑炎,精神错乱,最后死在了监狱医院。在整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地主表现得极为高尚。他为我继父尽心竭力,如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不止一次跑到监狱宽慰我继父,给他送钱,得知他爱抽烟,就给他带最好的雪茄。当我继父得证清白时,他又组织全乐队一同庆祝。在地主看来,我继父的案子关系到他的整个乐队,因为他不但看重乐师们的才华,更加珍视其品行。此后过了一年,全省突然开始盛传,说法国某著名小提琴家即将莅临省城,顺便开几场音乐会。地主立刻四处活动,挖空心思邀请音乐家到自己家中做客。事情进展顺利,小提琴家答应前来。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几乎全县城都被请来了,结果突然出了变故。一天早上,有人前来报告,说叶菲莫夫突然不见了。四处寻找,却踪迹全无。少了单簧管,乐队的处境很不妙。直到第四天,地主忽然收到了法国小提琴家的来信。在这封信中,音乐家傲慢地拒绝了地主的邀请,说(自然是拐弯抹角地)今后他将慎之又慎地对待拥有私人乐队的先生们,说他不忍心看到真正的天才受制于不懂得其价值的人,最后说叶菲莫夫——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迄今为止他在俄国遇到的最优秀的小提琴手——的遭遇足以证明他这番话的公允性。读罢来信,地主感到深深的惊讶与伤心。怎么会?叶菲莫夫,这个他如此关怀、如此厚待的叶菲莫夫,居然如此绝情,昧着良心在一位德高望重的欧洲音乐家面前诋毁自己!除此之外,这封信还令他疑惑不解:信里竟然说叶菲莫夫是位真正天才的艺术家和小提琴手,却无法得到赏识,而被迫演奏别的乐器。震惊之余,地主当即决定亲自进城面见音乐家,却突然收到了伯爵的便函。伯爵请地主即刻过府一叙,说情况他已全部知晓,说音乐家眼下就在他府上,叶菲莫夫也在,说他惊诧于后者的大肆诋毁,已经命人将其关押,最后请地主务必到场,因为叶菲莫夫的指责同样牵涉伯爵本人:总之,此事非同小可,务须尽快澄清。地主立刻来到伯爵府上,见到了音乐家,向其原原本本介绍了我继父的情况,说他根本不知道叶菲莫夫竟有这般才华,恰恰相反,他只知道他是个蹩脚的单簧管手,从未听说过他还会拉小提琴。地主还补充说,叶菲莫夫是个自由身,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倘若真的受了压迫,随时可以离他而去。音乐家闻言也很惊讶。叶菲莫夫被叫来对质,但他简直叫人认不出了:他态度倨傲,语带讥讽,坚称自己对音乐家所言皆是实情。伯爵见状极度愤慨,直斥叶菲莫夫为恶棍、诽谤者,应被判处最耻辱的刑罚。“不劳费心,伯爵大人,阁下的为人我已经充分领教过了,”继父回敬道,“拜阁下所赐,我侥幸逃脱了刑罚。我知道您那位死掉的小提琴手告发我是受了谁的指使。”听到如此可怕的指控,伯爵简直怒不可遏。一位来找伯爵办事的官员恰巧在场,当即表示无法对此事不予追究,因为叶菲莫夫可恶的粗鲁中夹带着无理指控与恶毒诽谤,他恳请伯爵恩准当场将其逮捕。法国音乐家也表达了极度不满,说如此辜恩背义实在令他难以理解。于是我继父激愤地说,他宁肯接受惩罚与审判,哪怕再来上一次刑事调查,也好过在地主的乐队里苟且度日,说他只恨自己身无分文,没法早点离开。说罢便跟随逮捕者走出了大厅。他被关在伯爵府的一个偏远房间,次日就要被押送进城。临近午夜,囚室的门开了。地主走了进来。他穿着长袍、便鞋,手里擎着一盏灯。原来,他辗转难眠,痛苦的关切迫使他深更半夜离开了床铺。叶菲莫夫同样没睡,吃惊地望着来人。地主放下灯,坐到了叶菲莫夫对面的椅子上。“叶戈尔,”地主激动不已地说,“你为何要如此羞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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