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蒋介石是“抗战领袖”？蒋介石集团对侵华日军的包庇简直如同亲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为了进一步实施反动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官僚资本阶级和买办集团利益，全盘改变了惩办战犯政策，大规模释放、留用、豁免各级日军战犯，为发动内战做准备。

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在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讲话中，以基督训示为名，抛出“以德报怨”方针，明确提出不报复日本，不需要巨额赔偿款等。

8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下达密令：所有驻华日军原地驻防，只允许向国民党嫡系部队缴械，如果中共军队前来接收，日军可以武力抵抗。此举让残余“三光政策”大量日军得以继续盘踞城市，免于遭到逮捕清算。

而且，华北、山东大量日军、伪军还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攻打解放区，诸多手上沾满平民、抗日军民的鲜血，很多日军军官直接摇身变成为国民党地方守备力量指挥官。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蒋介石政府不但没有逮捕侵华日军战犯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等人，反而设立“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继续让他全权统领120多万在中国的日军。

蒋介石、何应钦多次会见冈村宁次，要求其制定方案协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华北、东北地区，冈村宁次提供大量日军驻防情报和与八路军的作战经验。

与此同时，大规模迎接美军登陆中国，先后与美方签订70多项出卖国家主权和严重损毁国人利益的协议，延续晚清政府旧条约部分特权，形成二战后美国对华半殖民框架，积极充当美国代理人发动全面内战。

1945年10月开始，蒋介石集团留用日军各级军事战犯，设立“日籍顾问团”。当时由何应钦主持制定《中国境内日本官兵临时留用办法》，大范围留用侵华日军协助国民党军队直接参与内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明确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移交上百名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嫌疑人，蒋介石当局多次以“需要日军维持地方秩序”为由延期移交；对不少在中国犯下重大罪行的日军高官，以“协助受降有功”为由暂缓羁押。

从1946年下半年起，各地战犯监狱大量释放日军官兵，仅上海、南京、北平三处在一年内就释放数万人。

远东法庭曾多次催促引渡冈村宁次，蒋介石政府以“需要其处理日军遣返事宜”进行无限期拖延。事实上，三年多来，冈村宁次被安排居住独栋洋房，还配备佣人。

大量日军高级参谋、情报军官都被秘密留用至国军国防部、参谋本部，持续参与内战及军事策划。

1948年8月，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南京法庭才装模做样传唤冈村宁次开庭审理，可国民政府法官在庭审中却全程刻意回避其指挥日军侵华、纵容日军实施反人类罪行、掠夺中国资源的核心罪行。

1949年1月26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理由是：“投降后全力协助国民政府受降、维持秩序，功劳足以抵消罪责”。

宣判次日，蒋介石指示汤恩伯部队武装护送冈村宁次等数百名战犯到上海吴淞口码头乘坐美国游轮返回日本，彻底逃脱制裁。

对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已经被美方关押的甲级战犯，蒋介石政府与美方相关人员狼狈为奸，仅走形式提交相关材料，不派完整证人出庭作证。

1949年蒋介石“引退”回到溪口后，实质掌握着军政大权，连续向全国各大战区司令等发电报，把“撤退毁城、毁工厂、毁交通”升级为全国通用硬性军令，范围覆盖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国民党统治地区。

所幸大部分前线将领未完全服从，多数城市没有遭到严重损毁。

但是，沈阳、武汉、重庆、上海、广州等工业重镇的桥梁、码头、铁路、电厂、水厂，纺织厂，面粉厂、药厂等核心基础民生设施几乎化为乌有。

国民党政权失去民心被推翻后，数百名来不及遣返的日军战犯军官随国民党残余溃逃至台湾省，很多人担任国民党军队教官。

1950年，蒋介石指示心腹曹士澄在东京秘密联络冈村宁次等人，招募数百名原侵华日军骨干组成军事顾问团到台湾，长期负责训练国民党军队，以及制定对大陆的作战方案，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核心民生设施。

1950年2月6日轰炸上海，国民党军队出动17架B-24、B-25重型轰炸机，主要轰炸目标是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厂、华商电气等基础民生能源设施。

此次大轰炸造成2800余间民房、厂房被摧毁，大面积停水、停电，导致平民伤亡上千人。

1950年3月3日轰炸广州，5架国民党轰炸机对西村电厂、自来水厂、铁路码头、居民区实施轰炸，导致近千名平民伤亡，500多栋民房和厂房被摧毁，市区水电基础民生设施严重损毁。

福建沿海，尤其福州，从1949年到1958年遭国民党军机轰炸超过600架次。

蒋介石和蒋经国常年接见这支侵华日军战犯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给予高薪、住房优待。而且，在教科书中大幅度压缩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细菌战等反人类罪行史实，还把冈村宁次等战犯塑造为“和平有功者”。

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对日军侵华的大量反类人罪行闻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