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敌人见她不屈服，就把她放了，并让特务暗中监视她，谁知罗文坤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杀！

主要信源：（学习强国——点亮红岩精神的信仰之灯）

1942年7月12日傍晚，桂林逸仙中学教师宿舍楼里，有一间房的灯始终没有亮起来。

楼外的墙根下，几个黑影来回走动，眼睛盯着二楼那扇紧闭的窗户。

屋里的人出不去，屋外的人也进不来，但在那扇漆黑的窗户后面，三个年轻人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他们要用自己的尸体，发出一封谁也拦不住的信号。

7月9日上午，几个便衣特务冲进逸仙中学教师宿舍，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个人带到了龙隐岩的特务据点。

审讯从当天下午就开始了。

特务的目标很明确，罗文坤是桂林市委书记，掌握着市区几乎所有地下联络点的位置。

只要她开口，整个桂林的地下组织就彻底完了。

罗文坤坐在硬木椅子上一声不吭，到了晚上，审讯升级，特务把苏蔓和罗文坤押到一起。

故意让他们看着对方受刑，十几个小时过去了，三个人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

到了第二天，特务换了一副笑脸，说事情搞清楚了，三位老师可以回去了。

三个人同时警觉起来，他们知道，这绝对不是无罪释放。

特务花费两天一夜的功夫，不可能因为“搞错了”就放人。

只有一个解释，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看看放回去之后会有哪些地下党员来找他们接头。

回到学校后，宿舍楼下摆摊的、巷口修鞋的、对面茶馆里靠窗坐的，全是特务的眼睛。

罗文坤试着走到窗口假装晒衣服，楼下一个正在看报纸的人立刻抬起头来。

他们被困在屋里，既不能出门通知组织，也没有办法发出任何暗号。

而最大的麻烦在于，按照工作计划，近期会有其他同志来学校交换情报。

一旦有人踏进这间屋子，就会被特务顺藤摸瓜牵连出一大批人。

7月11日夜里，特务又派人送来三张“自新悔过书”，只要签个字就能保住性命，罗文坤看了一眼，没有伸手去碰。

等人走后，她把那张悔过书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但撕纸容易，破局却难。

他们面临着两难，不通知组织，同志必来送死；想通知组织，根本出不去。

而且还有一层更隐秘的恐惧，敌人把他们放回来，本身就是一种信息武器，不明真相的同志可能会认为他们已经变节。

苏蔓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五个字：“不自由，毋宁死。”

三个人达成了共识，既然无法活着把消息送出去，那就用死来送。

三个人共同死亡的消息一旦传开，组织内部自然会警觉，出事了，立刻撤。

这个计划有一个最残酷的前提，必须确保三人同时行动。

如果只死了一个，特务会掩盖消息，如果只死了两个，留下的那个必然遭受更严酷的审讯。

只有三个人同时死亡，这件事才会成为无法隐瞒的“大新闻”。

7月12日白天，三个人照常去教室上课、批改作业，表情平和得让人看不出任何异常，入夜后，宿舍的灯再也没有亮起。

外面的特务以为屋里的人只是睡下了，继续守在楼下的阴暗处等着明天“收网”。

直到天亮后，有人觉得不对劲，推开门看到的是三条白绫和三个并排站立的身影。

第二天清晨，听到消息的地下党员立刻读懂了其中的含义。

三个人同时死亡，说明他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无法传递消息，才采取了这种极端方式示警。

广西省工委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应急预案，所有已知联络点一夜之间全部转移。

据后来统计，桂林地下党组织有近百分之七十的成员在这次紧急撤离中安全脱身，避免了灭顶之灾。

苏蔓那一年28岁，罗文坤26岁，张海萍25岁，三个人都还没有满30岁。

他们不能让自己的组织暴露，不能让同志送命，更不能让敌人拿到任何口供。

在无法突围、无法通信、无法证明清白的三重绝境中，他们选择用自己的尸体，在敌人眼皮底下点燃了一根引信。

这根引信炸断了特务精心布下的陷阱，也保住了数百名同志的生命。

那间宿舍的灯，在1942年7月12日之后再也没有亮起过，但它的熄灭，却照亮了无数人的逃生之路。

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加密电台的年代，地下斗争中最奢侈的东西不是武器，不是经费，而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的信号。

苏蔓、罗文坤、张海萍选择了死亡，但对她们而言，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信息的起点。

她们把自己变成了一封不需要邮差也能送达的信，用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最响亮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