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日，东北珠河县小北门外，一个浑身是伤的女人被绑在大车上游街。日本兵端着枪押送，沿途百姓默默攥紧拳头。行刑前，日军军官走到她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她没理他，只是把手里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了过去，平静地说：把这个传给我家乡的儿子。纸条上写着什么？一会儿告诉你。先说说这个女人是谁。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封建地主家庭。排行老七，上头六个姐姐三个哥哥。按照老规矩，女孩子该裹脚、该学针线、该老老实实等着嫁人。

但这姑娘天生就是个反骨仔。10岁那年，母亲拿来缠足布和小脚鞋准备给她裹脚。她直接抄起灶台上的柴刀，当着全家人的面把缠足布和鞋全砍烂了。一家人看傻了，这事儿就这么黄了。

13岁，父亲去世，家里由封建脑袋的大哥大嫂管事。但李坤泰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个共产党员，偷偷给她带来新思想——什么反帝反封建、妇女解放、阶级斗争。这些东西像一把火，把这个深山沟里的姑娘给点着了。

18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20岁当上团支部书记，还创建了当地第一个妇女解放同盟会，180多个妇女跟着她一起反三从四德、反童养媳。21岁入党，同年在宜宾女中领导学生抵制英国煤油轮船停靠码头，引发全城罢工罢市罢课。

1926年底，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要招女兵了！这是中国军事学校第一次向女性敞开大门。消息一出，全国热血女青年奔走相告，争相报名。

但招生门槛极高——必须有中学文化程度，必须是政治运动积极参与者，还得通过政审、初试、复试、体检。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当兵，家里人十有八九是反对的。有个女孩考上了给家里报喜，她妈听到一半直接晕了过去，醒来第一句话：闺女以后咋个嫁得出去哟？

李坤泰没这个顾虑。她本来就是学生领袖、党员骨干，顺利通过层层考试，成为213名女学员之一。从此，这个四川姑娘剪了短发、穿上军装、打上绑腿，拿起比自己还高的步枪，在武昌两湖书院里操练、射击、打野外。

有些裹过小脚的女兵跑步都费劲，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军校规定例假可以戴袖章免操，女兵们集体拒绝——试问革命军人是受人怜念的吗？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坤泰被派往莫斯科深造，回国后辗转上海、宜昌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她在宜昌生下儿子，取名宁儿。

但地下工作容不下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1930年，她不得不把年幼的宁儿寄养在丈夫的大哥家。临走前，母子俩去了趟照相馆，拍下了唯一一张合影——她穿着旗袍坐在藤椅上，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

这张照片，成了母子之间最后的温度。从此一别，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坤泰化名赵一曼，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先在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了震惊日伪的电车工人大罢工。1934年，她被派往珠河县，任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后又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一个南方女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白山黑水间骑马打仗、发动群众、指挥作战。战友们都服了：这个瘦瘦的李姐，不仅能团结一切力量，还打了不少漂亮仗。日伪报纸惊呼——双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把她和赵尚志并列为需要剿灭的头号目标。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左腿中弹，昏倒在雪地里被俘。日军大喜——这就是那个让他们头疼的女政委。

审讯她的日本军官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供述中说：用尽了各种酷刑，钢针钉指甲、鞭子戳伤口、辣椒水灌鼻腔，但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任何情报。赵一曼昏过去又被泼醒，醒来只说一句话：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日军怕她死了拿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但他们没想到——赵一曼在病床上策反了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和17岁的女护士韩勇义。1936年6月28日，一个暴雨夜，三人逃出医院。

可惜只跑了三天，在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处被追上，重新落入魔掌。

日军彻底放弃了从她嘴里掏情报的念头，决定把她押回珠河枪毙示众。1936年8月2日，押送途中，赵一曼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她想起了七年没见的儿子，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在颠簸的车上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写完，她把纸条递给日军军官。枪响了。赵一曼倒在了珠河小北门外的草地上。那一年，她31岁，宁儿7岁。

但故事还没完。为了保护家人，赵一曼从未向日军透露真实姓名。这封信因此没有寄出，被日军用日文抄录后归了档。宁儿长大了，却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直到1957年，工作人员在日伪档案中发现了这封遗书和一张照片，跟赵一曼抱孩子的那张合影一比——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