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835【分享】《美国夫人》：对20世纪女权主义盲点的精妙解读

这部获艾美奖提名的剧集精彩地描绘了7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及其批评者，但其中的英雌与恶棍并非泾渭分明，菲奥娜·斯特奇斯（Fiona Sturges）写道。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12:46 BST

*在电视剧《美国夫人》（Mrs America）中，有这样一个时刻：记者兼女权运动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深夜给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打了个电话。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的作者弗里丹曾抨击战后对家庭主妇的崇拜，并为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点燃了导火索。在剧中，弗里丹和斯泰纳姆势同水火。弗里丹受不了斯泰纳姆那种温吞的外交辞令，也被她的漂亮外表惹恼；斯泰纳姆则不欣赏弗里丹那种横冲直撞的做派。“每次我向她示好，缩回来的都是血淋淋的残肢。”斯泰纳姆向一位同事抱怨道。但随后，另一位活动家娜塔莉·吉特尔森提醒她：“我们能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因为（弗里丹）赌上了她的一切。所以在你告诉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前，不妨先说声谢谢。”于是几天后，斯泰纳姆拿起电话照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她对弗里丹说，“你的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美国夫人》是一部风格优雅的群像剧，讲述了70年代性别平等的斗争，这场斗争因平等权利修正案（ERA）——一项旨在保障女性平等权利的宪/法/拟议修正案——而备受瞩目（剧透警告：它被击败了）。除了斯泰纳姆和弗里丹，该剧还彰显了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首位当选国/会/议员的黑人女性）和贝拉·阿布朱格（Bella Abzug，律师及社会活动家，后来领导吉米·卡特的全国妇女顾问委/员/会）的成就。正如《美国夫人》所展现的，她们最大的对手是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由凯特·布兰切特饰演，她以刻板却出色的演技塑造了这一角色并获得艾美提名），后者动员家庭主妇和福音派右翼为她效劳。这也证明了这是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实现自身野心的一个便利借口。防御是她的激情所在——尽管在那个年代，没人想听一个女人谈论这个。

施拉夫利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穿着两件套珍珠衫、尖锐偏执、恋家恋母的伪君子，尽管她把自己家里的家务都外包给了黑人管家。在《美国夫人》中，当她的一位反ERA盟友透露自己是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一个据称与三K党有关联的反共组织）的成员时，她温和地微笑着回答：“那是你的权利，我想也许你该把这事藏在心里。”当听到国会山女秘书遭到男上司性侵时，她耸耸肩说，她们肯定是“在引诱”，因为“贞洁的女性很少会遇到不受欢迎的性暗示”。

然而，与施拉夫利和女性解放运动之间的鸿沟一样引人入胜的是，《美国夫人》对女权主义者之间竞争议程的描绘。种族是白人中产阶级活动家的一个严重盲点，她们习惯性地打断黑人同行的发言。当斯泰纳姆《Ms.》杂志唯一的黑人作家玛格丽特·斯隆-亨特（Margaret Sloan-Hunter）在编辑会议上提出关于职场象征性包容的想法时，同事们茫然地看着她。“你不是说你在这儿有这种感觉吧——看看我们的最新一期！”一位编辑挥舞着封面上有黑人女性的杂志说。斯泰纳姆安抚地补充说，如果斯隆-亨特因为种族原因感到被忽视，应该大声说出来，却忽略了她刚刚已经说过了。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个词在70年代还没被发明出来，尽管其中展现的特权等级制度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心惊地熟悉。派系之争也是如此——黑人对白人，年轻对年老，同性恋对异性恋，职业母亲对全职主妇。这种分裂一直存在，如今却被社交媒体放大和加剧，以至于和解，甚至只是平静的对话，都似乎变得不可能。

在《艰难的女性：11场战斗中的女权主义史》（Difficult Women: A History of Feminism in 11 Fights）一书中，作者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探讨了19和20世纪英国女权主义者赢得的、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胜利，其中包括离婚权、投票权、大学学习权、工作权、性同意权、堕/胎/权以及逃离男性暴力的权利。“进步抹去了斗争，”刘易斯说，并指出她们的工作以及面临的反对有多少被遗忘了。带来变革的女性往往是固执、防备且心胸狭窄的。用今天的话说，她们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c）。但如果指望我们的女权主义前辈在意识/形态上完美无缺，那简直是痴人说梦（wish for the moon on a stick）。

贝蒂·弗里丹可能自恋、武断且狭隘。她曾著名地将女同性恋称为“ lavender menace（薰衣草威胁）”并想把她们排除在运动之外。她脾气也极坏，在与菲莉丝·施拉夫利的公开辩论中，在被对方嘲讽离婚后，她大喊：“你是个女巫！天哪，我真想把你烧死在火刑柱上。”

罗丝·伯恩在《美国夫人》中饰演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每一项政治事业都有其英雌和恶棍，但《美国夫人》巧妙地描绘了它们之间的灰色地带。它展示了运动如何通过绝望和行善的愿望兴起，但顽固和私利往往也是成事的关键要素。它展示了被边缘化的人如何例行公事地忽视那些比自己更边缘化的人，以及人类是多么令人恼火和复杂。我们不应轻视那些为我们今天享有的自由而战的女权主义者，而是需要承认她们、理解她们并从她们的错误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