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人去世了，追悼会上冷冷清清只来了200来人，只有一位高级领导出席。

主要信源：（凤凰网——陈永贵去世后 华国锋亲自到八宝山送别）

1986年3月，陈永贵在北京去世。

他的告别仪式安排在八宝山，来的人不多，灵堂里显得很冷清。

就在这时候，一个穿风衣的男人走了进来，他对着遗像三鞠躬，绕着遗体走了一圈，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原中央主席华国锋。

在场的人都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他是那天到场的人里级别最高的领导。

华国锋之前跟工作人员说过，如果别的领导都去他就不必特意到了，可他最后还是来了。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大寨村的人。

大寨那地方在太行山里，全是石头山和沟壑。

地少土薄，新中国成立前一亩地最多打两百斤粮食，碰上灾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陈永贵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扛不住跳了崖，他小小年纪出去讨过饭，后来又回村熬日子。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他给八路军送过情报，被日本人抓过，差点丢了命。

解放后村里搞土改，他入了党，当了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带着全村人琢磨怎么把日子过好。

大寨没好地，他就领着人在石山上开梯田，没水就修渠引水，土薄就挑土垫地。

这么干了十年，一亩地的产量从不到两百斤涨到了七百多斤，全村人能吃饱饭了，家里还有余粮。

1963年大寨遇上特大洪水，地冲了坝垮了

陈永贵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带着人自己把地重新整出来，年底产量还是稳在七百斤以上。

这事报到北京，毛主席看了说穷山沟能出好文章，要自力更生学大寨。

周总理后来开了表彰会，“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就在全国铺开了。

陈永贵也从村里的支书一路干到了国务院副总理。

华国锋也是山西人，早年在老家参加革命。

后来调到湖南，从湘潭地委书记干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直抓农业。

1975年，他和陈永贵同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都管农业。

两个人办公室挨着，经常凑在一起聊各地的收成、水利进度、种子的事。

脾气也合得来，都不爱摆架子。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还穿着对襟的粗布褂子，头上裹着白毛巾，不肯拿国家给的工资。

说自己种地挣的钱够花，出差也不坐专车。

华国锋也是，洗衣做饭不请人，下乡调研不坐小车，跟着社员的自行车后头跑。

两人一年到头都在基层跑。

陈永贵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外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种地。

华国锋有回一个月跑了6个省17个县，累得急性阑尾炎住了院。

两人不光是工作上的搭档，更是合得来的老伙计。

到了80年代初，陈永贵卸了副总理的职务，住在北京的干部楼里。

1985年开春他觉得头痛乏力，以为是感冒，扛了小半年没好。

儿子陈明珠来北京看他，他才说想去查查，到医院一查是晚期肺癌。

住院的时候医生用好药，他总说别用了，省下来给别的同志。

偷偷把药片掰成两半吃，护士发现他床头攒了半瓶掰过的药才拦住。

1986年春节医院批了他五天假回家过。

除夕他吃了六个饺子，喝了半杯葡萄酒，给每个孙辈发了十块钱压岁钱，跟着家人看完春晚。

过完正月十五回医院就没再起来，3月26日晚上走了。

他留下八千三百多块钱，交代家人把住的公家楼房和家具都退给组织。

他的葬礼办得简单，八宝山没什么人来。

华国锋到了之后，对着遗像三鞠躬，绕着遗体走了一圈，眼圈红了，和家属握了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才走。

外头的人看着都感慨，这俩老头这么多年，从搭档到都退下来，情分还这么重。

陈永贵的骨灰后来运回了大寨，灵车开到村口的时候，路边挤满了人。

骨灰大部分撒在了虎头山下，山顶给他立了块碑，写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是村里人自己议的。

1991年，华国锋重访大寨。

去虎头山给陈永贵的墓扫了扫，看了看展览馆和旧居，待了一下午就走了。

两个从田埂上干起来的人，一个先走了，另一个来送了最后一程。

这份情谊不掺杂什么利益，就是一起流过汗、一起吃过苦的交情，放在哪个年代都少见。

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谁真心为大家办事，大家就记着谁，陈永贵是这样，华国锋也是这样。

如今再去大寨，虎头山的碑前总有人放束山花。

村里老人给游客讲当年陈永贵领着开梯田的事，还能念叨两句华国锋来扫墓的细节。

两个从泥土里走出来的老人，一辈子没改的就是那股子实诚劲。

对土地实诚，对老百姓实诚，这才是最让人念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