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威海，一名19岁女孩在酒吧工作期间，与一名21岁男子发生关系，两天后，她服用了避孕药，没想到两个月后仍发现自己怀孕。女孩找到男子要求其承担责任，对方却坚持让她终止妊娠。随后，女孩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向男子索赔2.95万元。面对索赔，男子却辩称：“她在酒吧工作私生活很乱，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还不能确定。”


2023年5月，一起恋爱期间怀孕、流产后索赔的纠纷受到关注，案情并不复杂，21岁的小伟与19岁的小丽相识约一个月后确定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开始同居，小丽后来怀孕并流产。


住院治疗期间，小伟没有前往探望，也不愿承担医疗费用，双方的感情随之彻底破裂。


身体逐渐恢复后，小丽把小伟告上法院，她认为，怀孕和流产给自己造成了身体损伤，也带来了明显的精神压力，因此要求对方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95万余元。


摆在法官面前的问题，不是两个人是否谈过恋爱，而是恋爱结束以后，怀孕和流产产生的现实损失究竟该由谁承担。


小伟并不认同女方的全部要求，在没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双方自愿恋爱、同居并发生关系，怀孕并不是男方一个人的行为结果。


如果仅因恋爱后流产，就让男方承担女方提出的全部费用，同样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也是此类案件最容易被情绪带偏的地方，有人认为，女性承受了怀孕、手术和恢复期的身体代价，男方当然应该全部负责；也有人认为，双方都是成年人，女方既然同意同居，所有后果便只能自行承担。


可司法判断不能只选择其中一个极端，而要看双方是否存在过错、损失是否真实，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有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承办法官没有简单支持任何一方，而是分别与两人沟通，法官指出，未婚男女在自愿同居过程中导致怀孕、流产，双方都应当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女性实际承受了医疗支出和身体损伤，男性也不能在关系结束后完全置身事外，把所有后果都留给对方。


经过多次调解，小伟最终同意向小丽支付各项费用，并当场履行完毕，这不是法院经过判决认定男方“侵犯生育权”，也不是依据亲子鉴定判令其承担全部赔偿，而是双方在法官主持下达成的民事调解。


这一区别非常重要，调解结果是双方权衡诉讼风险、实际损失和情感矛盾后作出的让步，不等同于一份可以直接套用到所有情侣身上的判决规则。


有人同样经历怀孕流产，却未必能够获得相同金额；有人若能证明对方存在欺骗、胁迫或者其他侵权行为，责任也可能明显加重。


按照《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规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并造成损害，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也就是说，女方若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索赔，通常需要证明男方存在过错、自己遭受了实际损害，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仅仅证明双方曾经恋爱或者男方具有生物学父亲身份，并不足以自动支持医疗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全部请求。


反过来说，男方也不能拿“双方自愿”当成逃避一切责任的挡箭牌，恋爱关系可以结束，但已经发生的治疗费用和身体伤害不会随分手消失。


尤其是在女方住院、流产和恢复期间，男方完全拒绝探望、出钱或者进行基本沟通，既容易激化矛盾，也可能影响法院对双方责任和调解方案的判断。


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用女性职业攻击其人格的叙事，一个人是否在酒吧工作，与其是否应当获得身体权、健康权和人格尊严的保护没有关系。


即使男女双方的感情经历复杂，也不能以职业、穿着或者社交方式推断其“私生活混乱”，更不能据此否认对方提交的医疗证据。


在我看来，这起案件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一个女孩凭亲子鉴定“打脸”前男友，而是亲密关系结束后，成年人该怎样面对共同造成的后果。


恋爱时说出的承诺未必都能转化为法律义务，但怀孕、手术和治疗产生的费用是真实存在的，谁也不能假装事情从未发生。


钱解决不了一次流产带来的全部伤害，也无法证明女方从此获得了所谓公道，它只是让双方在已经破裂的关系之外，对现实损失完成了一次有限结算。


这起纠纷留下的底线很清楚：感情可以结束，责任不能失踪；法律保护的也不是某一种职业或者身份，而是每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都应当拥有的身体安全与人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