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深夜，重庆白公馆，枪声、哭喊声从隔壁渣滓洞不断传来。19个人的命，攥在一个国民党看守班长的手里。他刚接到命令：天亮前，把剩下的人全部处决，一个不留。就在这时，铁栏后面一个声音压得极低："老杨，给自己留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说这话的人叫罗广斌——后来写出《红岩》的那个人。

这个被叫"老杨"的看守，名叫杨钦典。两个月前，他刚参与杀害了8岁的小萝卜头。

杨钦典是个什么人？说白了，就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河南农民。

1918年，他出生在河南郾城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没饭吃，没出路，1940年为了混口饱饭，他考进了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这小子人高马大，长得壮实，很快被蒋介石挑中当了警卫团的警卫，给宋子文、孔祥熙这些大人物站过岗。

1945年，杨钦典被调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当了看守班长。从此，他的人生拐进了一条暗巷。

白公馆关的都是什么人？共产党员、爱国将领、地下工作者。杨钦典一开始觉得，这些人既然被关在这儿，肯定都是罪犯。但接触久了，他发现不对劲——这些"犯人"一个比一个有学问，一个比一个正派。他们不骂人、不求饶，整天讨论的是国家的前途和老百姓的日子。

慢慢地，杨钦典开始帮他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偷偷延长放风时间。他知道自己在刀尖上走，但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

但命运没打算放过他。

1949年9月6日，上头下了死命令：处决杨虎城将军一家，还有他的秘书宋绮云全家。杨钦典被点了名，参与行刑。

那天晚上，杨虎城被带进戴公祠，特务杨进兴动了手。宋绮云夫妇也倒在了血泊里。轮到8岁的宋振中——就是课本里那个"小萝卜头"——杨进兴把刀递给了杨钦典。

这个孩子，杨钦典认识。在白公馆的时候，他还教过这孩子写字。小萝卜头怯生生地看着他，说了一句："叔叔，我怕。"

杨钦典的手抖得厉害。但在特务头子的逼视下，他还是动了手。这件事，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

时间来到1949年11月27日。

这一天，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蒋介石临走前下了最后一道命令：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政治犯全部处决，一个不留。

渣滓洞那边先动了手，枪声密集得像放鞭炮。白公馆这边，大部分特务被调去渣滓洞帮忙行刑，看守长杨进兴也带着亲信跑了，只把杨钦典一个人留下来看守剩下的19名囚犯。

杨钦典慌了。他知道，等那帮人回来，这19个人一个都活不了。而自己双手沾的血，等共产党打进来，也洗不干净。

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白公馆伙房的杂工李育生找到了他，劝他把人放了。紧接着，牢里的罗广斌隔着铁栏对他说了那句改变一切的话："老杨，把我们放了，等共产党来了，我们为你作证，保你一条命。"

杨钦典站在走廊里，一边是渣滓洞传来的枪声，一边是19双盯着他的眼睛。他想起了小萝卜头临死前的那句"叔叔，我怕"，想起了这些年被关押的人对他的好，想起了自己河南老家的母亲。

他做了决定。

杨钦典打开了门锁，但没有取下来。他和罗广斌约定：他先上楼观察动静，如果外面的警卫全撤了，就在楼板上跺三脚。

几分钟后，楼上传来三声沉闷的跺脚声。

19个人冲出牢门，消失在重庆的夜色里。

这19个人里，有后来写出《红岩》的罗广斌，有带着两个年幼孩子逃出来的女革命者郭德贤，还有为狱中党组织保留下珍贵遗言的多位地下党员。

三天后，重庆解放。杨钦典在罗广斌的带领下，去重庆市公安局自首。罗广斌和被救的同志们联名为他作证：他在关键时刻立了功。政府没有追究他的罪责，还准备给他安排工作。但杨钦典说，老母亲在家等他，地也没人种。政府给了他路费，让他回了河南老家。

但这个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1966年，有人翻出了杨钦典的旧账，把他抓回重庆，判了20年。他们逼他承认：那19个人不是你放的，他们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

杨钦典死活不松口，只说一句话："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

这一关就是五年多。等到1982年，当年被他救下的幸存者四处奔走，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杨钦典才重获自由。回到家乡时，妻子的坟头已长满了荒草。

2002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着女儿找到了河南郾城周庄村。来人自报家门：我叫宋振华，是小萝卜头的二哥。杨钦典当场就跪了下去，老泪纵横。宋振华没有责骂他，反而拉着他的手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后来做的事，我们都知道。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在河南老家病逝，终年89岁。

他这辈子做过最恶的事，也做过最对的事。两个月之内，同一个人，同一双手，先杀了一个8岁的孩子，又救了19条命。

【主要信源】
人民日报《文摘报》｜杨钦典人生的红与黑｜2007年2月11日｜
人民日报《人民文摘》｜杨钦典的"黑""红"人生｜2010年5月｜
光明日报《书摘》｜历史影象：最后的故事｜2007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