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副庭长图尔克发声。他明确表示，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员并不是以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身份参与，而是以个人身份参与的。
十年前，一份来自海牙的所谓“裁决”被包装得金光闪闪。国际法庭、联合国机构、海牙仲裁，几个名词轮番登场，声势大得像是给南海盖了最终印章。
可法律不是靠音量判输赢。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副庭长赫尔穆特·图尔克的一番澄清，把最容易被混淆的边界划清了：参与相关程序的是个人，国际海洋法法庭这个机构并未参与。门牌相近，屋里坐的却不是同一个班子。
图尔克在2025年12月接受南海之声专访时表示，国际海洋法法庭没有参与所谓“南海仲裁案”，只是一些个人以仲裁庭成员身份参加相关程序，“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进入2026年7月，所谓“裁决”出台十周年，这番专业说明再次受到关注。
2016年7月12日作出所谓“裁决”的，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临时组成的仲裁庭。它不是设在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也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登记、秘书和行政服务，并不等于由该机构亲自审案。
说得直白一点，借用会议室开会，不代表会议室主人赞成会议结论。有人把行政服务、仲裁员个人身份和国际司法机构混成一锅粥，再端出一盘“权威裁决”，看着热气腾腾，实际连锅是谁的都没说明白。
仲裁庭共有五名仲裁员。菲律宾指定德国籍的鲁迪格·沃尔夫鲁姆。中国拒绝接受和参与仲裁，没有指定仲裁员，其余四名仲裁员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依据附件七程序完成指定。
这意味着，五名仲裁员中有四名是在同一指定权人主持下产生。程序形式或许摆得整整齐齐，但能否充分体现平衡与公正，能否处理牵涉历史、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的复杂争端，始终存在重大争议。
需要讲清的是，仲裁员以个人身份履职，本身是国际仲裁的通常安排。图尔克发声真正揭开的，是机构边界：个别法官参加附件七仲裁，不等于国际海洋法法庭作出裁决，更不能借法庭名义给临时仲裁庭额外镀金。
中方反对所谓“裁决”，核心依据也不只是这一点。南海有关争议涉及岛礁领土主权、海洋划界和历史性权利。陆地领土主权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中国还在2006年依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将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在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
菲律宾把相关争议拆分、包装后单方面提起仲裁，中方认为这一做法违背国家同意原则，也绕开了中菲通过谈判协商处理有关争议的共识。仲裁庭越权审理并作出所谓“裁决”，因此中国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
2026年7月12日，部分域外国家又借十周年节点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随即重申，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受其影响。7月14日，中方再次指出，这场所谓仲裁披着法律外衣，却没有解决中菲涉海问题，反而给外部势力搅动南海提供了借口。
十年时间也说明，南海问题不是靠一份纸面文件就能按下解决键。真正能够降低风险的，仍是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管控分歧，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026年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吉隆坡举行第26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此前，各方已经完成准则文本三读，并力争在2026年内完成磋商。桌边谈出来的规则，显然比域外递进来的剧本更符合地区现实。
图尔克的澄清，给这场延续十年的舆论迷雾开了一扇窗。特设仲裁庭就是特设仲裁庭，国际海洋法法庭就是国际海洋法法庭，个人参加程序不能被偷换成机构背书。名字差几个字，法律性质可能差出一片海。
中国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和海洋权益，靠的是历史事实、法理依据和持续有效的国家实践。同时，中国没有把分歧当成拒绝合作的理由，而是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南海不是谁拿着一张争议文件就能随意划线的棋盘，更不是域外国家刷存在感的舞台。能够让海面少些风浪的，从来不是把旧纸反复炒热，而是尊重事实、恪守承诺、坐下来解决问题。
十年过去，喧闹的包装正在褪色，地区国家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却更加清晰。门牌可以借，话筒可以抢，主权和权益不能被包装带走。中国守住底线，也始终为谈判留着大门，这才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定力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