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这事得从他这个人的分量说起。

陈宝仓抗战那些年落下了右眼失明的伤，半辈子在枪林弹雨里滚过来，到了1949年，他的官职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明面上是军中要员，暗地里是为对岸传递台湾防务核心情报的潜伏者。

手里攥着的东西越重要，脚下的冰就越薄，这个道理他比谁都清楚。

那一年岛内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特务查得密，好几处平时联络的渠道说断就断，没有任何征兆。

陈宝仓不是那种拖到最后一刻才反应的人，他判断自己被盯上只是早晚的事，与其等特务上门连累一家老小，不如自己先动手，把牵挂全部切割干净。

送家人离台，陈宝仓选的时机很讲究。

1950年1月，他安排妻子师文通带着孩子先行离开台北，取道香港。

当时国民党对适龄男性出境卡得极严，儿子陈君亮刚到服兵役的年纪，想出岛不是花钱就能解决的事。

陈宝仓动用自己在军界攒了大半辈子的人脉，托人办了一张军需采购的差甲证明，靠着这张纸把儿子也一并送出了岛，父子俩前后脚，都在1950年1月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

家人全部脱险以后，陈宝仓反倒更豁得出去了。

当时距离他被捕，只剩下两个月出头。他手里还压着一份没送出去的海防部署情报，组织劝他赶紧撤离，他没听，理由很朴素，多待一天，就能多传出去一份情报。

这种选择放在普通人身上很难理解，一个已经没有后顾之忧、随时能全身而退的人，为什么要往火坑里多待。

答案其实就在他这几十年的经历里，抗战时他已经拿命换过一次家国安宁，这次不过是把同一件事再做一遍。

陈宝仓在台湾的情报工作，一直挂靠在吴石的网络之下。

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官职比陈宝仓还高，两人靠着旧交情单线联系，各自的下线互不知情，这也是这条情报网能撑一年多的关键。

可再严密的单线联系，也架不住上游先出事。

1950年初，形势急转直下。

台湾地下组织负责人蔡孝乾两次被捕，第一次还没松口，第二次彻底叛变，一口气供出了上百人的名单。

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因此先被抓，特务在吴石住处搜出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拿去和岛内相关人员的笔迹一一比对，最后锁定了陈宝仓，他的身份就是这样暴露的，跟蔡孝乾供出的名单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3月29日一早，几名便衣特务突然出现，把陈宝仓从家中带走。

审讯室里的手段可想而知，电刑、灌辣椒水都用上了，特务把那份情报材料拍在他面前逼问，陈宝仓只咬定这是自己转交给吴石的普通工作参考，死活不承认真实身份，一句组织机密都没往外说。

这种在酷刑面前守口如瓶的定力，靠的是提前想清楚了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多扛一天，香港那边的同志就能多一分安全。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和吴石、朱枫、聂曦一起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

行刑前他向狱警要来纸笔，给老友段翔九写下遗言，交代身后事从简处理，就地火化，托他转告家属。

枪响那一刻，他望向的方向，是海峡对岸。

家人离台后，陈宝仓的骨灰几经辗转才送到亲人手中，先是两位在台友人冒险到火化场认领遗体，后来又靠一名十九岁的女学生把骨灰绑在身上偷渡过海送到香港，师文通接到骨灰盒时，里面还是潮的。

1952年，毛泽东签署了编号0009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追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一张差甲证明，保住了独子的前程；一场提前布好的离台安排，让一家人躲过了后来的白色恐怖清洗。

这两件事看着不起眼，但没有这些提前算好的步骤，后面那几个月他能不能安心留在岛上继续传情报，很难说。

对比同一时期的吴石，家人处境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吴石被捕后，妻子王碧奎一度被关押，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被赶出住所，流落街头，靠旁人接济才活下来。

两相比照，陈宝仓提前把家人转移的决定，等于用自己一个人的处境，换了全家人的安稳，这笔账他在动手之前，心里应该早就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