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东江纵队短枪队队长刘黑仔不幸被俘，日军恨他屡次重创己方，特意将他关押在满地污秽积水的粪湿地牢，连续四天日夜折磨，妄图摧垮他的意志。日军认定历经摧残的他早已无力反抗，只待时间一到执行枪决。


1943年前后，刘黑仔已经成为港九敌后最受日伪注意的短枪队骨干。他一旦落入敌手，遭到重点审讯和处置并不意外。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广东宝安大鹏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香港沦陷后，他随部进入港九地区，先任短枪队副队长，后任队长。短枪队人数不多，却承担着侦察、交通、锄奸、袭扰、护送和营救等任务。

他长期活动在九龙、西贡、沙田及广九铁路沿线，是日伪军重点追捕的对象。

理解刘黑仔为何会被日军如此仇视，不能只看他枪法准不准。短枪队真正让占领者不安的，是它能够钻进日军控制的城市和交通线，在军营、岗哨、酒楼、村落之间突然出现，又迅速隐入群众之中。有关港九大队的党史记述指出，这支武装依托西贡、沙田一带活动，除直接袭击敌人外，还建立了交通、情报和地下联络体系。刘黑仔率队锄奸、拔哨、破坏军事设施，打击的不只是几个日军和汉奸，更是占领秩序赖以维持的耳目与威慑。

1942年的省港秘密大营救，更能说明这种力量的价值。日军占领香港后，大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港九游击队利用地下交通线，分批将他们送过封锁区。据公开党史，数月间有八百多人脱险，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都在其中。

刘黑仔和短枪队所做的，并非正面夺城，而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开辟一条可以通行的缝隙。这里需要枪，也需要向导、船只、情报、群众掩护和严格保密。一个环节失手，损失的就不只是一名队员。

因此，被俘对刘黑仔而言，不只是个人生死问题。短枪队长掌握活动区域、交通关系和部分地下网络，一旦在酷刑下泄露信息，日军就可能顺藤摸瓜，破坏整个港九敌后系统。日军企图用连续折磨摧毁他的意志，目的也不会止于报复。

敌后斗争最残酷之处，恰恰在于个人承受的痛苦，常常与许多人的安全连在一起。刘黑仔必须守住的，不是一段英雄名声，而是仍在运转的组织关系。

后来的叙述常把他的脱险归结为胆量和身手。这当然重要，但只讲“孤胆”，也会遮住另一半事实。刘黑仔能够在港九长期行动，靠的是港九大队形成的组织基础和群众掩护；而他在被捕后没有吐露线索、设法回到队伍，又使这套网络没有因一个关键人物失守而被撕开。

个人和组织并非彼此替代。组织给了个人行动的方向、情报和退路，个人在极端处境中的坚持，又保护了组织。

1944年2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在袭击启德机场时负伤跳伞。港九大队发现后，将他转移、隐藏并护送出敌占区，刘黑仔参与了这次营救。日军随后加紧在沙田、西贡一带搜索，游击队则通过袭扰和转移牵制敌兵，最终把克尔安全送到东江纵队根据地。克尔后来称刘黑仔等人为自己的“再生父母”。这件事说明，1943年的被俘和折磨没有把刘黑仔变成只求自保的人，他回到队伍后，仍然承担着最危险的任务。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离开港九，进入东江军政干校学习，随后到粤北地区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迅速恶化。1946年5月，他在南雄、全南交界地区突围时负伤，后因破伤风去世，年仅二十多岁。其遗骨后来迁回大鹏安葬。

从被俘到脱险，再到重新投入营救和战斗，刘黑仔最值得理解的地方，不是他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传奇，而是他在个人最脆弱的时候，没有让敌人从自己身上打开缺口。枪法可以决定一次交锋，隐蔽和机警可以帮助一次逃脱，但真正维系敌后斗争的，是人在极端压力下仍知道自己身后连着谁。

刘黑仔最终没能等到安稳生活，却使许多交通线、战友和被营救者得以继续前行。这正是那次地牢经历留下的具体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