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统的徐恩曾被撤职后，无事可干的他改经商卖黄豆，囤了30万斤黄豆后，黄豆价格却大跌，妻子提议：“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
 
 
1945年1月30日下午，委员长侍从室的一道手谕送到了中统局大院。
 
 
手谕写得很干脆：“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第二天上午9点，交接仪式就办完了。
 
 
徐恩曾，这位在中统局主持工作十五年的特务头子，就这么被一脚踢了出去。
 
 
消息传开，中统局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觉得莫名其妙，有人暗自拍手称快。
 
 
徐恩曾自己心里清楚——这回是真栽了。
 
 
没了职务，他成天闷在家里。
 
 
一个多月后，老部下张国栋来看他，两人坐着闲聊。
 
 
徐恩曾提起武则天手下的周兴和来俊臣，说这两个人替武则天办了不少事，最后却一个“请君入瓮”，一个“兔死狗烹”，因为知道得太多了。
 
 
他又说，老蒋总算是行“王道”、举“仁政”，没要他的脑袋，已经是天大的恩典。
 
 
话虽这么说，日子得过。
 
 
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徐恩曾琢磨着做买卖。
 
 
抗战刚结束，市面上物资紧缺，粮价一天比一天高。
 
 
他看准黄豆行情不错，拿出积蓄从乡下收了30万斤，租了个城郊仓库堆着，等着价格往上涨。
 
 
可市场翻脸比翻书还快。
 
 
各地物资一流通，外地黄豆大批涌进重庆，价格从几角跌到几分钱。
 
 
30万斤黄豆市值缩水大半，仓库返潮，不少豆子发了霉，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卖吧，不甘心；等吧，全烂在库里更亏。
 
 
徐恩曾急得天天往仓库跑，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妻子费侠给他出了个主意：“实在卖不出去，就磨成豆腐卖吧，好歹能回点本。”徐恩曾一想，这办法可行。
 
 
他腾出自家院子，买了石磨和木桶，雇了几个工人，从泡豆、磨浆到点卤、压型，头几批做得不匀，又试了几回才慢慢做得细嫩。
 
 
除了豆腐，顺带还出了豆花。
 
 
豆腐一上市，头一拨买主竟是徐恩曾以前在中统的老部下。
 
 
这些人念旧情来捧场，有的还多给钱。
 
 
靠着这些老关系，生意慢慢打开了局面。
 
 
工人推着车在街上吆喝，一天能卖几百斤。
 
 
后来机关食堂也下了订单，连军统那边都偷偷派人来拿货。
 
 
徐恩曾虽然失了势，人脉还在，四处活动了一圈，几个月后作坊日产上千斤，投进去的钱总算回笼了不少，虽然没大赚，但好歹没亏本。
 
 
1946年初，徐恩曾带着家人去了上海。
 
 
中统上海办事处主任吴星伯很会来事，借着接收日伪资产搞了好几栋洋房，把最大的一栋送给了徐恩曾。
 
 
徐恩曾住进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那是一栋漂亮的西式洋房。
 
 
他买了台小型放映机当放映师，亲朋好友来了就放电影看，这在当时的上海滩可是稀罕事，太太小姐们都抢着往他家里跑。
 
 
好景不长，吴星伯病死了，接替他的季源溥和徐恩曾之间有旧怨。
 
 
早年季源溥在调查科干过，徐恩曾接替叶秀峰后对他百般打压，季源溥一直怀恨在心。
 
 
这回他掌了权，得知徐恩曾住着花园洋房，气不打一处来，派人通知说房子是日伪资产，已经充公，让徐家限期搬走。
 
 
徐恩曾不肯搬——他花钱装修过，家具也买了不少。
 
 
季源溥干脆派了十几个特务上门骚扰，这些特务在徐家吃喝拉撒，连主卧室都占了。
 
 
徐恩曾和费侠两口子只能挤在小房间里。
 
 
最后找了表兄陈立夫出面，特务才撤走。
 
 
房子的事解决了，徐恩曾又折腾起生意。
 
 
他先办了个农垦机械公司，靠老关系从银行贷了笔款，可还没开张时局就乱了。
 
 
又搞了个打捞公司，雇了几个日本潜水员捞沉船，结果日本人不出力，公司没多久就黄了。
 
 
他一咬牙拿出四千两黄金买了艘大海轮搞航运，这回算找对了门路。
 
 
轮船在天津、广州、上海三条线上跑，各地头头脑脑都跟他有来往，他的船在港口总能拿到优先权，生意越做越大。
 
 
1949年国民党败退，徐恩曾带着家人跑到台湾。
 
 
到了台湾他那套在大陆好使的关系网不太管用了，试着做了几回生意，再没有当年的风光。
 
 
后来他得了脑健忘症，渐渐远离人群。
 
 
1985年，徐恩曾在台湾去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