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是做生意的，嫌外婆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在外面另组家庭。外婆郁郁而终后，我妈和两个姨妈被送去亲戚家寄人篱下，从那时起，她们的人生就彻底变了样。 那年我妈刚十五，大姨妈十三，小姨妈才九岁。
外婆走的那天，家里柜子底下翻出个搪瓷缸子，缸子底儿掉了一块漆，露出铁皮。我妈把它揣进包袱里，说这是外婆用了二十年的东西，留着是个念想。后来大姨去了大伯家，小姨去了二伯家，我妈因为年纪最大，被安排到镇上表舅家里帮忙带孩子——说是帮忙，其实就是白吃饭得干活，表舅妈当时怀了二胎，家里三个娃正缺个不打钱的保姆。
我妈头一回进表舅家门，连口水都没喝，表舅妈就把一岁多的孩子塞她怀里，说“宝儿要睡了，你拍拍他”。那孩子哭了一整夜，我妈就抱了一整夜，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第二天早晨还得爬起来烧火做饭。表舅妈嫌她煮粥稠了，说米放得多费粮食，骂她“野丫头不知道过日子”。我妈咬着嘴唇没吭声，拿锅铲把粥撇出一半到碗里，留着晚上热了吃。那碗粥她喝了三天，馊了也没舍得倒——饿肚子的滋味，她从小就懂。
大姨在伯父家更不好过。伯母让她睡在柴房里，冬天漏风，她捡了几块砖头和木板自己搭了个铺。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去菜地浇粪，回家还得剁猪草。最苦的是小姨，才九岁，到了二伯家就被安排跟羊挤一个屋。二伯家养了十几只羊，羊圈旁搭了个木板床，小姨每天被羊膻味熏得直吐。她饿得不行的时候，偷吃过羊饲料——玉米面拌着麸皮，又干又硬，咽下去卡嗓子眼。后来这事被二伯发现了，拿扫帚抽了一顿，说她“跟畜生抢食”。
那几年，姐妹仨几乎没见过面。我妈偶尔托人给两个妹妹捎几毛钱，大姨攒了半年，凑够一块钱给小姨买了一双解放鞋。小姨收到鞋那天，抱在怀里哭了一下午，脚上那双布鞋已经烂得只剩鞋帮了。我妈后来跟我说，那时候最怕的就是过年，别人家团圆，她们姐妹仨各在一个地方干活，连打个电话都没地方打。外公倒是晓得她们的下落，可他新家那边又添了儿子，压根顾不上这边。
转机出现在我妈十九岁那年。镇上办了个纺织厂招女工，我妈瞒着表舅妈偷偷去报了名。考试那天她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监考的女师傅看了她一眼，问“你会踩缝纫机吗”。我妈说会，其实她只见过表舅妈踩过几回。可她就着那点印象，硬生生踩了一下午，把一块布缝得歪歪扭扭。女师傅笑了笑，说“手生，但人实在，留下吧”。就这样，我妈成了纺织厂工人，头三个月工资二十七块钱，她留了五块吃饭，其余全寄给了两个妹妹。
大姨后来听说姐姐进了厂，也鼓起勇气跑到了镇上。她没技术，就在厂门口摆了个茶水摊子，一分钱一杯，夏天卖绿豆汤，冬天卖热姜茶。我妈下了班就去帮她看摊，姐妹俩挤在出租屋一张单人床上，半夜聊天的内容全是小姨——“也不知道她现在上学了没有”“她学的成绩咋样”“二伯到底让不让她读书”。大姨偷偷抹眼泪，说咱妈走得早，咱得把她当闺女养。
小姨那边，九岁的姑娘已经会自己照顾自己了。二伯家管饭但不管饱，她每天放学后去山上捡柴火，换点零钱买馒头。五年级那年她捡柴不小心滑下陡坡，腿上划了条血口子，她用草叶子盖住，硬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学校。老师发现后帮她包扎，问她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怕留疤以后不好找活”。那老师心软了，后来每天多给她带一个饭盒。
其实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村里有个老木匠，姓周，无儿无女，听说这姐妹仨的事后，偷偷找到我妈，说要认小姨当干闺女。我妈一开始不信，怕他是骗子，老木匠把房产证和存折都拿出来了，说“我半辈子攒了点东西，就想找个老实娃给送出去”。我妈跟大姨商量了一宿，最后答应了。老周头把小姨接到自家院子里住，教她认字算账，供她读完了初中。小姨后来管他叫“周爸”，一直叫到他走的那天。这个老人家，算是姐妹仨苦难路上的一盏灯。
我妈在纺织厂干了六年，从普通女工干到车间组长。大姨的茶水摊变成了小卖部，后来租了个店面改成饭馆。小姨读完初中进了县里一家印刷厂，因为学过木匠活，手巧，专门负责机器检修。她们仨的轨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模一样的——每个人都在拼命赚钱，想把当年失去的安稳补回来。我妈常说，我们仨就像三棵野草，没人施肥没人浇水，硬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了。
后来我慢慢长大，听我妈讲这些事，总觉得像在看黑白电影。那个搪瓷缸子至今还在老家的柜顶上放着，我妈隔段时间就擦一擦，缸子里面盛过米汤、煮过中药、泡过咸菜，缸沿上全是磕碰的痕迹。有一回我问她，你恨外公吗？她愣了很久，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了句：“提他干嘛，日子还得自己过。”
如今我妈和两个姨妈都过得不错，三家隔三差五聚在一块，买菜做饭唠嗑，谁家孩子考了好成绩就互相通个信儿。可每次聚会散了，我妈总会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发呆。我知道，她大概又在想外婆——要是外婆能活到今天，看看三个闺女现在这样子，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