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京一处老旧公寓惊现女尸，尸检检测出男性精液残留，查清死者身份后众人无比震惊，遇害者年薪最高可达1600万日元，实为东京电力高管渡边泰子！这位名校毕业、身居高位的顶尖职场精英，为何惨死在低俗红灯区的破旧公寓中？
 
1997年3月19日下午五点半左右，东京涩谷区圆山町一栋名叫“喜寿庄”的木造公寓里，一股若隐若现的异味从一楼一间常年空置的房间里飘了出来。管理员受房东委托定期检查空房，推开门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浑身发冷——榻榻米上躺着一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女性尸体。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死者身穿米色巴宝莉大衣和蓝色连衣裤，脚边散落着一个敞开口的单肩包。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3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之间，死因是遭人勒颈窒息。因为这里是著名的红灯区，廉价公寓里进进出出的，大多是性工作者和她们的客人。警方最初推断，这很可能是一起普通的桃色纠纷，死者大概是在这一带揽客的街头女郎。

但现场发现的几样东西，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尸体头部附近那个单肩包里，除了部分零钱和工作证之外，竟然整整齐齐码着28个未拆封的避孕套。而就在尸体不远处的地上，还躺着一个使用过的蓝色避孕套，里面残留着精液。更让警方意外的是，法医在死者体内也检测出了男性精液。这明显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死亡。

当警方拿起那张工作证时，所有人都愣住了。证件上清清楚楚写着——东京电力总公司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渡边泰子。

39岁的渡边泰子，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于1980年进入东京电力企画部工作。她是公司里第一批被提拔到管理岗位的女性员工，专门研究国家财政政策对电力系统的影响。在东京电力这样的巨型企业里，副长级别的年收入轻轻松松超过一千万日元。有资料显示，她的年薪最高能达到1600万日元左右。这样一个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的职场精英，怎么会死在一间破败公寓的榻榻米上？

消息传开后，整个日本社会炸了锅。

随着调查深入，渡边泰子隐藏了整整六年的另一面，一点点浮出水面。警方在泰子的私人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手账，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和金额。那是她用来记录每一笔性交易的详细账目——日期、时间、对方特征、收费多少，事无巨细。

原来，从1991年开始，渡边泰子就在圆山町和道玄坂周边一带从事站街卖春。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下班后，她会换下职业装，化上浓妆，穿上性感的衣服，以“诗织”这个名字出现在涩谷的街头。她的要价不高，一晚2000日元左右，有时候一晚上能接到四五个客人。完事之后，她会把客人的信息工工整整记在那本手账里，然后赶末班电车回家，第二天早上九点继续出现在东京电力的办公室里。

六年，两千多个夜晚，她就这样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来回切换，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

同事们对泰子的印象出奇一致：勤奋、聪明，但性格内向，几乎不与人来往。她还有严重的洁癖，每隔一会儿就要洗一次手。没人知道她下班后去了哪里，也没人关心过她的私生活。

警方顺着现场那个使用过的避孕套，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30岁的尼泊尔人Govinda Prasad Mainali。此人非法滞留在日本，和另外四名尼泊尔人住在事发公寓旁边大楼的四楼。更关键的是，Mainali承认自己确实是渡边泰子的嫖客之一。1997年5月20日，警视厅以涉嫌抢劫和谋杀为由将他逮捕。

然而Mainali从被捕那天起就一直坚持说自己无罪。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走向变得异常曲折。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裁定证据不足，宣布Mainali无罪。检方不服，提起上诉。高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改判有罪。Mainali方面继续上诉，案件在两级法院之间来回拉锯。2012年，事情出现了关键转折——从死者身上提取的精液鉴定结果显示，存在与Mainali的DNA完全不同的男性DNA，而这个DNA与现场遗留的体毛DNA一致。同年，Mainali终于被宣告无罪。

也就是说，杀害渡边泰子的真凶，至今仍逍遥法外。

关于渡边泰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人生，外界有过无数揣测。她的父亲渡边达雄曾是东京电力的中层干部，在泰子二十岁时因癌症去世。泰子与母亲关系一直不好，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妹妹关系更为亲密，她被排斥在家庭之外。在当时的日本职场，女性即便能力再强，也难免受到男同事的打压和女同事的排挤。工作压力过大导致她患上了厌食症。

有人说她是为了寻求某种掌控感，有人说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反抗被规训的人生。但所有这些，终究只是猜测。

渡边泰子的母亲后来对警方说，自己其实早就知道女儿在涩谷区从事街头女郎，只是一直装作不知道。

一个东京电力女高管的双重人生，一桩至今未破的悬案，一场持续十五年才画上句号的司法拉锯。案件发生后，围绕它的书籍、电影、纪录片层出不穷。但直到今天，没有人能真正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天凌晨，在那间破旧的公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