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武汉女教师拒绝放弃重病儿子，丈夫却说：“留下他，你就自己管”。
 
1988年7月，25岁的武汉女教师邹翃燕住进医院，准备迎接自己的孩子。
 
谁也没有想到，生产过程中发生意外，孩子因宫内缺氧出现窒息和颅内出血。1988年7月18日凌晨，小男孩出生时全身发紫，不哭不动，双眼紧闭，随后被紧急转院抢救。
 
孩子的一个鼻孔插着输氧管，另一个鼻孔插着鼻饲管。护士给他打针时，针头很难扎进去，他也没有明显反应。
 
医院接连下了5张病危通知书。医生认为孩子即使抢救成功，将来也很可能出现瘫痪或者智力障碍，因此建议家属认真考虑是否继续抢救。
 
孩子的父亲赞成放弃，还对邹翃燕说：“你不听医生建议，这么固执，你自己养这个孩子。”邹翃燕听完非常失望，明确表示这样的丈夫不要也罢。
 
丈夫说得倒是轻松，放弃只需要作出一个决定，留下孩子却意味着长期治疗、康复、照顾和花钱。孩子的父亲很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邹翃燕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她坚持继续抢救。
 
她当时想得很直接：这是自己的孩子，只要还有机会活下来，就不能主动放弃。哪怕孩子以后真的不能自理，她活一天就照顾一天。要是孩子智力没有问题，她就想办法让他掌握生活能力，将来能够靠自己生活。
 
凌晨5点，孩子终于发出声音，随后哭了出来。医生告诉她，孩子的命暂时保住了，但今后的治疗会很困难。
 
邹翃燕给儿子取名丁峥，小名丁丁。后来检查发现，丁丁的智力基本正常，但运动神经受到损伤，左脚活动不灵，双手缺乏力量，两岁半才勉强学会走路。
 
孩子没有被认定为智力障碍，这让邹翃燕看到了希望。但希望不会自己变成结果，接下来该治疗还得治疗，该训练还得训练，一天也省不了。
 
医生告诉她，3岁到6岁是进行运动功能康复的重要时期。此后，她每周3次带丁丁到医院按摩治疗。她白天上课，下班后骑自行车送孩子去医院。遇到下雨下雪，也基本没有中断。
 
当时邹翃燕每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一次按摩要5元，治疗费全部需要自己承担。为了养家和给孩子治病，她除了当老师，还到外地做礼仪培训，并兼职卖过保险。
 
丁丁握不住东西，她就让孩子练习撕纸；手指不灵活，她就教他反复练习拿筷子；走路不稳，就一次次训练站立和行走。普通孩子很快就能完成的动作，丁丁往往需要练很多次。
 
这时候说几句“母爱伟大”当然容易，可真正难的是每天照常上班，照常挣钱，照常带孩子训练，还不能随便停下来。别人说一句感动就回家了，她却要继续处理第二天的治疗费和训练安排。
 
后来，丁丁进入普通学校读书。由于手部动作较慢，他写字和答题都比同学慢。邹翃燕没有因为孩子身体特殊就降低所有要求，她更看重孩子有没有认真完成任务。
 
2007年，19岁的丁丁参加高考，以660分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录取。大学毕业后，他又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攻读硕士，多次获得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工作一年后，丁丁申请继续深造。2016年，他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2017年5月，他取得哈佛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随后参加美国司法考试。2017年10月，他受聘成为一家公司的法律顾问。
 
回头再看1988年的那个决定，事情其实很清楚。邹翃燕并不知道儿子将来能上北大，更不知道他能去哈佛。她当时甚至不能确定孩子能不能正常走路。她只是认为，孩子还有生命体征，自己作为母亲不能同意放弃。
 
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不是简单批评丈夫胆小，也不是要求每个家庭面对重病患儿时都必须作出同样选择。不同家庭的经济条件、医疗条件和孩子病情并不一样，外人站着说话很容易，真正照顾孩子的家庭才有资格感受其中的压力。
 
但丈夫那句“你自己养”，确实暴露了一个问题。孩子是夫妻共同的孩子，生产风险也不是母亲一个人造成的。一旦发现孩子可能患病，就把全部责任交给妻子，这不是理智，而是不愿承担后果。
 
邹翃燕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也不只是她当年说了一句“不放弃”，而是她后来确实承担了这个决定。治疗、训练、上学、工作，每件事都需要长期投入。说一句坚持并不难，坚持很多年才难。
 
丁丁后来取得的成绩，也不能被简单说成只靠母爱。他本人付出了大量努力，医生提供了科学治疗，学校给予了必要帮助，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把所有脑瘫孩子都要求成“北大哈佛”，反而会给其他家庭增加压力。
 
这件事真正说明的是，脑瘫不等于智力一定有问题，身体行动不方便，也不代表孩子没有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家长需要根据医生判断，尽早进行科学干预，社会也不该先给孩子下结论。
 
1988年，邹翃燕没有听从丈夫放弃孩子的意见。29年后，丁丁从哈佛毕业。这个结果不是一句气话换来的，而是母子两个人一天一天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