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6日晚上10点半，罗布泊科考队发出紧急电报：队伍在库木库都克以西约10公里处，缺水缺油，水只够撑到18日，请求支援300公斤油和500公斤水。

发完电报，队长彭加木让大家回帐篷休息。

当时的科考队其实面临着极大的现实压力。80年代初，国家财政并不宽裕，野外物资补给极其困难。

彭加木没有干等着救援，他向队员提议自己出去找水。

这背后有三层务实的考虑：第一，军用地图上标注营地东侧有旧水井的线索，找到水源本身也是这次沿途踏勘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二，如果能实地找到固定水源，后续几十天的科考就不用频繁申请空投，能从根本上解决补给难题；

第三，当时派直升机飞一趟的综合成本，后人估算大约在7000元左右，这在当年是一笔巨额开支，他想给国家省下这笔钱。

当时经过连日的奔波，科考队员们已经极度缺水缺油，身心疲惫到了极点。

大家对罗布泊的致命危险非常清楚，寻找旧水井在那种环境下也是个概率极低的事情，面对彭加木的找水提议，队员们反应很平淡。

17日清晨，营地并没有收到军方"即刻空投"的明确指令，由于通讯时差，大家只知道上级正在协调救援。

当时帐篷比较分散，没有设立固定的值守岗，队员们大都在抓紧时间补觉。

上午10点半左右，趁着气温还没到正午的最高点，彭加木悄悄离开了营地。

他随身只带了一壶2公斤水、几颗奶糖和一台相机。

这次外出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散步，而是带着找到固定水源、解决后续补给的明确目标。

中午1点多，司机王万轩在车里的地图册中发现了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时30分"。大家这才发现队长不见了。

库木库都克周边全是盐碱硬壳、干盐湖和流动沙丘，根本没有现成可通行的路线，加上很多所谓的旧水井只是浅层的咸水，找水极其复杂险恶。

随着时间推移，气温很快蹿升到了50度以上。

队员们急忙开车顺着脚印去追。

罗布泊的路况太差，车子多次陷入盐碱滩，加上本身油料不足、水箱开锅，最后只能放弃车辆步行寻找。

到了晚上，荒漠里视野极度受限，队员们站在高处点燃火堆，打信号弹，不断闪烁车灯，希望能给远处指明方向，但黑夜中没有任何回应。

18日，直升机飞抵并空投了物资，随后在营地的东北、东南及正东大片区域进行了低空全域巡查，依然没有发现彭加木。

地面的脚印勘测显示，他先向东走了约5.8公里，接着转向东北方向又走了约3.8公里，随后折向西面走了约2.5公里，途中还留有他坐下歇脚的痕迹和一张糖纸。

这几次转向未必是主观判断出了偏差，很可能是沿途遇到盐碱坑或者植被阻挡，只能绕行。

三段加起来约12公里的有效痕迹走完后，脚印就在盐壳地上彻底消失，此后再也没有找到任何踪迹。

国家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先后组织了四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搜救，出动了数十架次飞机、几十辆汽车和大量地面搜救人员，拉网排查的覆盖面积和持续时间极其庞大，但始终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因为缺少遗体物证，后来社会上流传出各种说辞。

有人说遇到了双鱼玉佩、有人说感染了病毒，还有说叛逃去了苏联。这些说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如果是病毒或者异象，同行全员的体检均无任何异常，完整的搜救物证也没有异常显示；

至于叛逃，事发地距离边境线极远，周边全是无人荒漠，当时的飞行航线和直升机航程距离根本无法实现。

彭加木是一位生物化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也是长期身患重病却依然坚持边疆科考的实干派。

在80年代初，我国野外荒漠科考的配套救援和安全预案还处在摸索阶段，客观条件有限。

他不声张独自外出，是一位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特殊年代，为了找到水源、给国家节约开支，在一片极其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遭遇的悲壮意外。

那个年代的学者把科研任务和国家利益看得很重，他们用脚丈量干旱土地的背影，才是这段历史留给后人最真实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