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夫人杜致礼陪他前往瑞典颁奖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照片中的杜致礼身着白色旗袍，身材玲珑有致，面容秀丽，眉宇间散发着智慧，这样的杜致礼，轻而易举的成为了全场最大的焦点，正是因为她的出现也让世人对东方美有了新的定义。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灯火通明，诺贝尔颁奖晚宴正在这里举行，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学者和王室贵族齐聚一堂，按常理，当晚最耀眼的人应该是刚拿下物理学奖的杨振宁，他和李政道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捧起这座奖杯的华人。

可真正让宴会厅安静了几秒的，不是手拿奖章的科学家，而是一位挽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手臂、缓缓走进大厅的东方女子，她就是杜致礼，那年刚满30岁。

杜致礼一袭月白色无袖旗袍，配着长及肘部的白色蕾丝手套，脚下一双白色高跟鞋，耳畔垂着珍珠耳坠，步伐不紧不慢，神色从容大方，整个人像从水墨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在场的西方记者看呆了，第二天报纸上纷纷用"典雅的东方韵味"来形容她。

那天晚上，满场都是燕尾服、蓬蓬裙，西方礼服的隆重感压得人喘不过气，杜致礼这身旗袍一出场，反而成了最特别的存在，这身衣服不是随便选的，领口是翡翠盘扣，裙摆暗绣兰花，剪裁贴身却不张扬，把东方女性的线条美展现得恰到好处。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无声宣言，在全世界最顶级的社交场合，她没有刻意迎合西方审美，而是大大方方地穿着自己民族的服饰出场。

当时西方对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要么是柔弱依附的"东方花瓶"，要么是模糊的异域符号，杜致礼一出场就打破了这一切，瑞典国王邀她共舞，她舞步流畅，谈吐自如，既懂莎士比亚也能聊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文化在她身上融合得丝滑自然。

有人后来评价说，杨振宁拿诺奖，是让世界见识了中国人的科学头脑；杜致礼的这身旗袍，则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女性的风度。

杜致礼的出身确实不一般，她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陕西米脂人，但"将门之后"这四个字，带给她的不只是光环，更多的是颠沛流离。

1944年，17岁的杜致礼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认识了当时来代课的杨振宁，那时候杨振宁22岁，年轻有为，在课堂上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谁也没想到，再见面会是五年后、万里之外的美国。

1947年杜致礼赴美留学，原本在宋美龄推荐下进了卫斯理学院读英国文学，可没过两年，父亲杜聿明在淮海战场被俘的消息传来，家里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她不得不转到免学费的圣文森学院继续读书，课余还要打工补贴生活。

1949年圣诞节，杜致礼在普林斯顿一家叫"茶园"的中餐馆打工，正好遇上杨振宁和朋友来吃饭，昔日师生异国重逢，一聊就停不下来，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自己早到十分钟或者晚到十分钟，可能就错过了这段姻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1950年8月，两人在普林斯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排场，没有钻戒，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代表女方家长出席了仪式，那一年杜致礼23岁，杨振宁28岁。

婚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两人住在简陋的公寓里，杨振宁一门心思扑在科研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靠杜致礼打理，她不仅要照顾三个孩子，还在纽约州立大学教中文，把东方文化一点点播撒在异国校园里。

杨振宁搞起研究来经常忘乎所以，吃饭不准时、衣服穿反都是常事，杜致礼从不抱怨，反而把这种"科研式脱线"当成一种可爱的职业病。

有一次杨振宁写论文写得入迷，饭端过去凉了两遍都没动，杜致礼就端着碗坐在书房门口，一边翻自己的画册一边等，等他终于回过神来，才笑着说："再不吃，你就要饿死在公式里了。"

很多人不知道，宇称不守恒那篇诺奖论文的初稿，文字部分就是杜致礼帮杨振宁整理的，当时杨振宁背痛得厉害，卧床不起，就口述内容让妻子写下来，复杂的公式他自己后来补上，可以说这座诺贝尔奖里，也藏着杜致礼的一份功劳。

1957年拿诺奖这一年，对杜致礼来说心情其实很复杂，丈夫站上了世界之巅，可自己的父亲还在大陆，母亲在台湾受牵制，弟弟杜致仁几年前还因为生活压力服药离世，家族的变故、个人的伤痛，她都悄悄藏在心里，面上永远是那副从容的样子。

杜致礼没有被"诺奖夫人"的光环冲昏头脑，一边支持丈夫的事业，一边默默联络两岸的家人，最终在1963年帮母亲回到大陆与父亲团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像一根柔韧的纽带，一头连着科学世界的巅峰，一头牵着海峡两岸的亲情。

杜致礼陪杨振宁走过了五十三年婚姻，2003年在美国病逝，享年76岁，那袭月白旗袍的身影，永远留在了1957年的斯德哥尔摩，也留在了一代人关于东方美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