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前，妻子问李达评什么衔，他说，“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我贡献太少。“结果一出来，他自己都愣了。

结果公布，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面对这个结果，李达很意外。在他看来，自己很少站在最前面冲锋，也没有把某一场胜仗挂在嘴边。几十年里，他做得最多的事，是盯地图、看电报、算路程、排兵力，把指挥员的想法变成一套能落地的作战方案。
可战争从来不只发生在枪炮响起的那一刻。
一支部队要走多远，哪条路能过大队人马，哪里可能有伏兵，弹药几时送到，伤员往哪里转移，这些问题任何一个算错，都可能影响全局。李达的功劳，恰恰藏在这些不显眼的地方。
他1905年出生在陕西眉县，原名李德三。家境并不宽裕，早年读过军校，后来在西北军中担任排长、连长。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李达随部队参加起义，进入红军。
这次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
进入红军后不久，李达便从带兵作战逐渐转向参谋工作。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师参谋长、军参谋处处长、军团参谋长，开始在一张张军用地图前磨炼本领。
参谋岗位看似安静，压力却一点也不小。
前线情况随时会变，上一封电报说敌人在东面，下一封电报可能就报告敌军已经向南移动。参谋人员既不能迟疑，也不能只看纸面数字，必须把地形、敌情、兵力和时间放在一起判断。
李达在这方面有一项出了名的本领：识图快，记路准。
山脉怎么走，河流往哪里拐，村镇之间相隔多远，他看过以后往往能够记住。战友因此称他为“活地图”。这个称呼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是长年累月的用心。地图上的一条细线，到了现实中，可能是一条难以通行的山沟，也可能是关系部队生死的退路。
1934年，李达担任红六军团参谋长，随后参加西征。红六军团要在强敌之间穿插，既要寻找落脚地区，又要摆脱追堵。部队每天走到哪里、宿营在哪里、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转，都离不开准确判断。
后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李达继续担任重要参谋职务，并参加长征。那时没有今天的通信和定位条件，很多地区连一张清楚的地图都难找。大部队在高山、河谷和密林中行动，参谋人员只能结合向导口述、旧地图和实地观察，不断修正路线。
李达很少把自己放在显眼的位置，却逐渐成为指挥机关离不开的人。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作，先任参谋处处长，后来担任师参谋长。刘伯承、邓小平负责把握全局，李达则要把作战部署细化到具体部队。
伏击地点选在哪里，敌军大约几点到达，部队提前多久进入阵地，打完以后从哪条路线撤离，都要反复推演。
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能够出其不意，与前期细致筹划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敌后作战中，八路军武器装备有限，更不能与敌军硬拼。选好地形、抓住时机、迅速转移，往往比单纯增加兵力更加重要。
李达长期跟随刘伯承工作。刘伯承重视军事理论，要求计划周密；李达则耐心、细致，能够把复杂任务一项项安排清楚。两人的工作方式彼此配合，逐渐形成默契。
1943年，李达还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他不再只是坐在指挥部里整理情况，也要直接处理根据地建设、部队作战和反“扫荡”等事务。
太行山区道路崎岖，敌军据点密集，部队经常需要分散活动。指挥机关既要让各部保持联系，又不能暴露主力位置。李达在地图上研究的不只是行军路线，还有根据地百姓、粮食供应和部队休整问题。
抗战胜利以后，战争规模迅速扩大。
李达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参谋长。过去可能是几千人、几万人行动，后来变成几个兵团、几十万大军协同作战，参谋工作的分量更重了。
挺进大别山时，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补给困难，沿途又有敌军围堵。能不能按计划行动，不只看部队敢不敢打，还要看路线选择、行军速度和各部之间能否接应。
淮海战役期间，多支大军在广阔战场上同时展开行动。电话、电报不断传来，敌我位置时刻变化。参谋长需要从大量消息中找出真正重要的内容，再把新的命令迅速传到前线。
李达的特点不是喜欢说大话，而是遇到复杂情况仍能沉住气。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3年4月，他又受命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到1955年授衔时，李达已经在重要参谋岗位上工作二十多年。他的经历贯穿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既参加过艰苦转移，也参与过决定战局的大规模作战。
他却仍觉得自己“贡献太少”。
这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功劳，而是因为参谋工作的特点决定了，个人常常站在胜利背后。仗打赢了，人们记住的多是指挥员和冲锋部队，很少有人想到那些彻夜守在地图旁、不断核对数字和路线的人。
授予李达上将军衔，正是对这种长期贡献的肯定。
更有意思的是，授衔后他并没有回家大讲自己的荣誉。女儿后来好奇地问父亲是什么“将”，李达还故意打趣，说自己是“芝麻酱、黄酱”。孩子们过了一段时间，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原来是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