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从不流泪的钱学森，在办公室崩溃大哭：没人能替代他
1956年秋天，钱学森专门给远在美国的郭永怀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多少客套话，却把一间办公室描述得很仔细：二楼、朝南、淡绿色窗帘，窗外还能看到一排松树。他是在告诉老朋友，位置已经留好，只等人回来。
十二年后，还是在北京的办公楼里，钱学森等来的却是一张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故通报。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时失事，机上人员不幸遇难。那个始终沉着、很少在人前失态的钱学森，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他哭的当然是好友，可又不只是好友。
郭永怀不是一名普通同事，也不是临时参加某个项目的专家。他与钱学森认识了二十多年，两人在国外师从同一位老师，一起研究高速飞行中的复杂气流问题，后来又先后回国，共同搭建中国近代力学研究的基础。
钱学森做事果断，习惯先看大方向，敢于迅速作出判断；郭永怀则格外细致，喜欢把每个环节反复推敲。一个擅长打开局面，一个善于把设想落到实处。两人性格不同，合作起来却十分默契，许多难题往往不用多解释，对方就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早年研究高速飞行时，他们已经是彼此信任的学术伙伴。飞机接近音速后，周围气流会发生剧烈变化，当年的计算办法很难准确处理这类问题。钱学森与郭永怀共同研究相关理论，为后来高速飞行器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基础。
1955年，钱学森回到祖国。国内力学研究刚刚起步，实验设备不全，专业人才也远远不够。他很清楚，仅靠自己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完，于是接连写信催郭永怀回来，甚至用了“拼命欢迎”这样直白的表达。
郭永怀没有辜负这份等待。1956年，他放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职位，带着家人回到中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后，他不但承担科研任务，还要组织队伍、培养年轻人，把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起来。
钱学森经常提出新的方向，郭永怀便负责梳理问题、安排研究、检查结果。有人回忆，遇到关键决定时，钱学森常会问一句：“郭所长是什么意见？”这并不是礼貌性的询问，而是多年合作形成的信任。
郭永怀还有一项少见的本领：他既能做高深的理论推导，也能到试验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写满公式的黑板难不住他，戈壁和高原上的复杂情况同样难不住他。这样的科学家，在当时确实很难找到第二位。
1960年，郭永怀开始承担核武器研制中的重要力学工作。他负责的内容包括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简单来说，一件装置不仅要在理论上成立，还必须经得起运输、发射、振动和冲击，任何一个小误差，都可能让前面的努力全部落空。

郭永怀不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等数据。试验到了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仪器出现异常，他会追着记录一项项核对；计算结果与现场情况不一致，他就带人重新寻找原因。许多经验只存在于长期实践中，不是翻几本书就能学会的。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前往青海试验基地，为一项重要的热核导弹试验做准备。高原气候寒冷，工作条件艰苦，他在那里连续忙了很长时间。12月4日，试验中出现了一条值得立即研究的重要线索，他决定尽快返回北京。
从青海赶到兰州，再连夜乘飞机返京，这一路几乎没有停歇。郭永怀着急回来，是因为后续试验已经排在眼前，关键结果必须由熟悉全部过程的人亲自分析。他没有想到，这次匆忙返程，竟成了人生最后一段路。
12月5日清晨，飞机在北京降落过程中发生事故。搜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郭永怀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两人身体之间夹着一个公文包。包里的重要试验资料得以保存，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
那个公文包，让许多人久久说不出话。
飞机失去控制的时间很短，人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从容思考。可郭永怀与牟方东最后护住的，仍是刚从试验基地带回来的资料。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几页计算记录，更是许多科研人员反复试验、长期积累才得到的结果。
噩耗传回北京后，钱学森明白这场事故意味着什么。别人看到的是一位科学家离开了，他看到的却是一整套难以复制的能力突然中断：理论判断、现场经验、组织能力、培养人才的办法，以及多年来形成的技术直觉，都随着郭永怀的牺牲而消失。
悲痛之中，钱学森留下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人人都说我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可没人知道郭永怀抵得上两个我啊！”这并非普通的怀念，更不是朋友之间的客气。只有真正与郭永怀共事多年的人，才知道他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1968年12月25日，距离那场空难仅二十天，相关热核导弹试验取得成功。消息传来时，参与者心中既有喜悦，也有无法弥补的遗憾。郭永怀拼命护住的资料，最终被带进了后续研究，而他本人没能看到结果。
后来，郭永怀还被人们记住了另一个身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唯一的烈士。

钱学森那次痛哭，也让人看见科学家不常显露的一面。真正让他崩溃的，不是工作暂时遇到困难，而是那个最懂问题、最能分担责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科研可以继续，队伍也会成长，可并肩走过二十多年的知己，确实没人能够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