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空袭时，18岁战士宋岭春仰面躲在草丛里，看飞行员探头出来，当敌机距离不到100米时，忍不住扣动了扳机，结果，他就这样一枪创下了我军前所也未有的战绩。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我军历史上用步枪击落敌机的战例）

1951年4月朝鲜，一八八师五六三团的机枪手趴在掩体里，手指搭在郭留诺夫重机枪的扳机上。

头顶上16架美军飞机正在俯冲，引擎尖啸声像刀子刮骨头。

团长马兆民站在观察位上，看着天空里密密麻麻的黑点，心里算的不是能不能打下来，而是这一仗打完还能剩下多少人。

3年前，山东栖霞，18岁的宋岭春趴在草丛里，同样看着天上的飞机。

那是一架日军的九七式战斗机，飞得极低，座舱里飞行员的脸都能看清。

宋岭春手里只有一杆三八式步枪，枪托上还沾着中午啃杂粮饼子时掉落的碎屑。

他没有重机枪，没有高射炮，连个帮手都没有。

但他把枪托顶上肩窝，屏住呼吸，准星套住了那个飞行员的头盔。

两声枪响，相隔8年，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朝鲜。

中间隔着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以及一场更惨烈的战争。

但这两声枪响的逻辑是一样的：当敌人欺负到你头顶上，你手里有什么就拿什么打。

宋岭春那枪打出去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中。

那架飞机在低空盘旋，故意飞得很慢，像是在嘲笑下面的人拿它没办法。

宋岭春是猎户出身，从小跟着养父在山里打兔子。

养父教过他一句话：子弹打出去之前，心里要有数。

可那天他心里没数，他只是觉得再不扣扳机，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子弹从座舱侧面钻进去，打在飞行员的头部。

飞机一头栽进山坡，炸成一团火球。

他从草丛里站起来，耳朵嗡嗡响，旁边的战友张着嘴在喊什么，他一个字都听不见。

8年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飞行员比当年的日军更嚣张。

他们飞得更低，有时低到能看见地面上士兵的眉毛。

志愿军没有制空权，高射炮少得可怜，防空基本靠躲。

五六三团的团长马兆民蹲在掩体里，看着战士们憋屈的眼神，心里不是滋味。

他把机枪连长叫来，问了一句：你们敢不敢打飞机？连长说敢。

马兆民说那就打，打完就撤，别让飞机把阵地端了。

1951年4月17日下午，几挺郭留诺夫重机枪同时开火，子弹拖着曳光往天上蹿。

一架美军飞机中弹了，但没有掉下来。

马兆民接到师部电话说那架飞机坠毁在邻区，飞行员跳伞被俘。

他站在团部门口，看着西边的晚霞，笑了。

第2天，美军来了24架飞机报复。

一八八师把三千多支轻武器全部拉上山头，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步枪，一字排开。

信号弹升起的那一刻，整个山坡同时开火，子弹像暴雨一样倒灌进天空。

5架飞机当场坠落，13架被击伤，志愿军零伤亡。

宋岭春当年打下一架飞机，靠的是一颗子弹和猎人的直觉。

一八八师打下一批飞机，靠的是三千支枪同时打响的密度。

两种打法完全不同，但根子是一样的，被欺负到头上，总要还手。

宋岭春后来被许世友接见，记了大功。

但他自己不怎么提这事。

有人问起，他就说那天飞机飞得低，运气好。

他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负过伤，耳朵被炮火震坏了，转业到铁路系统工作，退休后回山东老家种地。

八九十年代，有记者找到他，想听他讲打飞机的故事。

他坐在院子里，石榴树底下，端着搪瓷缸子喝水，想了半天讲：我看见他脖子了。

一八八师的马兆民后来调离了五六三团，临走前去机枪阵地看了一眼。

他蹲在一个重机枪掩体边，用手摸了摸被子弹磨得发亮的枪架，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转身走了。

那个被俘的美军飞行员被带到师部，从飞行服里掏出一张求救卡片，上面用几种文字写着不要杀我。

审问的干部问他为什么来朝鲜打仗，他说在美国找不到好工作，当飞行员是为了薪水。

干部听完没说话，让人给他倒了杯水，又加了一句：给他弄点热饭吃。

那两颗子弹，一颗落在山东的山坡上，一颗落在朝鲜的阵地上。

打枪的人不同，用的枪不同，打的敌人也不同。

宋岭春用一杆老步枪，马兆民用三千支杂牌枪，打出来的不是战绩，是一口气。

这口气从1943年一直喘到1951年，从山东喘到朝鲜，从一个人喘到一群人。

后来飞机再也不敢飞那么低了，不是因为怕高射炮，是因为怕那些趴在地上的步兵，怕他们手里那杆不起眼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