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费多罗夫事件说起——乌克兰的政治与媒体生态，真的很特别

最近，泽连斯基撤换了上任仅半年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乌克兰多地抗议。费多罗夫被视为数字化改革和无人机战争的代表人物，深受不少军人、志愿者和国防科技企业支持；但他与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公开化。泽连斯基承认双方无法继续合作，自己最终只能选择一边。

问题是，这起风波发酵的同时，前线战争并没有丝毫缓和。俄罗斯正在增加对乌克兰的弹道导弹袭击，并传言可能会有一场全面动员和攻势；而乌克兰则强化了无人机战争和“掀盖子战术”，往往一次就能向莫斯科方向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

局势非常需要在空防、兵员、指挥体系和技术创新上进一步强化，因为每一个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前线伤亡。因此，费多罗夫被撤换，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整，它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关于乌克兰应该怎样打仗、怎样治理国家的乌克兰全民大讨论和政治风暴。

翻开乌克兰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例如乌克兰真理报、每周镜报和基辅独立报.....都可以看到大量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并不只是情绪宣泄，而是相当具体、持续、甚至带有调查性质的质疑。

比如，乌克兰真理报长期追踪总统办公室权力扩张问题；基辅独立报则多次批评政府在军队动员、兵员补充和前线轮换上的混乱；每周镜报则持续聚焦国防体系内部的运转问题，反复追问采购流程是否低效、无人机项目为何推进缓慢，以及军方与文官体系之间是否存在严重脱节。

具体到费多罗夫事件上，这些媒体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向：

一是认为这是传统军事官僚体系对改革派的反扑，费多罗夫推动的无人机体系、数字化采购和去中间商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

二是质疑总统办公室在关键人事上的“政治优先”，认为泽连斯基更倾向于选择可控、忠诚而非能力最强的官员；

三是直接点名总司令瑟尔斯基的指挥风格，认为其在前线作战中过于保守甚至僵化，是所谓的“苏式腐败军官”，与技术创新路线存在根本冲突。

甚至还有一些评论进一步延伸，认为这场人事变动背后可能夹杂着更复杂的政治考量，例如泽连斯基可能试图削弱某些在声望迅速崛起的人物在未来选举中的威胁。

但是，泽连斯基政府方面的理由也很强大：国防部与最高军事指挥层长期对立，已经影响到战争机器的协调，总统不可能永远容忍两套系统公开顶牛。换句话说，这场部长与司令的斗法，并不是简单的“好人被打压”或“权力清洗”，而是牵涉到战时指挥体系如何运转的现实难题。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只停留在对个人的支持或反对，很容易忽略更深问题：为什么乌克兰政坛类似的冲突会反复出现？为什么他们的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对立会如此尖锐？

要理解这些，就不得不稍微往后退一步，看看乌克兰整体的政治与媒体生态。

乌克兰并非没有政党，而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都比较弱。

美国和西欧的政党大多有相对稳定的左右立场、选民基础和组织传统。而乌克兰的许多政党则更像围绕政治强人组成的竞选联盟：“人民公仆”离不开泽连斯基，“欧洲团结”离不开波罗申科，“祖国党”离不开季莫申科。左右光谱差异当然存在（比如以亚速旅、“右区”为代表的极右翼），但并不是乌克兰政治矛盾的主轴，至少在战争时期，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隐藏在了民族主义、国家生存的大旗下。

2022年以前，乌克兰最重要的政治光谱，其实是围绕“亲西方”还是“亲俄罗斯”展开的。全面战争爆发后，亲俄势力团灭，一批亲俄政党被暂停或依法取缔。剩下的政斗越来越聚焦于对战时具体政策、人物、利益集团的支持或反对。

乌克兰在制度上是半总统制国家，内阁和议会都拥有宪法权力。但泽连斯基长期拥有议会多数，战争和戒严又进一步强化了总统的权力。这些年来，总统办公室这个原本的幕僚机构经常直接介入高层人事、外交、安全和行政决策，而正式的内阁（总理）与议会反而退到了执行和配合追认的位置。

这不是俄罗斯式专制，但也不同于美国那种国会、法院和地方政府构成的强硬制衡。乌克兰的制度严格来说仍然是民主的，只是党派力量较弱、权力运作更依赖总统核心圈层的协调与信任关系——很多关键决定往往在总统身边的小范围沟通中先行形成共识，再通过正式程序加以确认。战争又让这种集权趋势进一步强化。

政治生态反映到民间，也就解释了乌克兰独立媒体为什么总显得在“死磕政府”。

在美国，媒体往往沿左右阵营分化。民主党执政时，左派媒体相对友善，右派媒体集中攻击；共和党执政时则反过来。

乌克兰缺少这种稳定的党派化局面——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好事——民间独立媒体很难长期依附于某一种政策纲领，于是更容易把自己的身份固定为“当权者的监督者”：谁在台上，就死磕谁。

同样，战争又把这种媒体生态推到了极端。

一方面，泽连斯基政府需要统一信息、稳定社会、上下一心团结对抗俄罗斯。所以战争初期政府建立的“联合新闻”大联播，在最危险的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随着战争长期化，大联播越来越被批评为过度偏向政府、排斥反对派声音并削弱媒体多样性。基辅独立报、乌克兰真理报...这些媒体就指出，大联播实际上让总统办公室获得了对电视舆论的高度控制权，反对派政治人物和批评声音被系统性边缘化。

另一方面，独立媒体也面对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可能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借口？），媒体记者多次遭到监听、偷拍、威胁和网络攻击，例如Bihus.Info记者被SBU监控的事件引发过巨大争议，公众质疑这是对新闻自由的打压。乌克兰真理报还披露过政府对媒体“非正式施压”的案例，包括限制采访渠道、延迟信息披露等。

所有这些事情都在不断强化记者的判断：如果战争时期还不把乌克兰政府盯得更紧，那么公权力就会借战争而无限扩张。这种认识毫无疑问是合理的。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媒体一旦把自己理解为“永久反对派”，除了强化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另一面，也就很容易从监督者滑向搅局者。

说回费多罗夫风波。

这位国防部长当然有实绩，也代表了乌克兰军队迫切需要的技术革新。但他并不是圣人，街头抗议者也不一定掌握全部军事和政治信息。就目前的战争态势而言，费多罗夫与瑟尔斯基之间到底谁的责任和权力更大? 继续让两套国防领导体系互相冲突会有什么后果?撤换费多罗夫是否存在更合理的替代方案？

这些问题都需要冷静分析。而按照一般的认知，媒体的天职就是提供事实和客观分析，而不是预设立场，扮演民众情绪的催化剂。

可是，在乌克兰的很多媒体报道中，复杂的军政矛盾被迅速压缩成了“年轻改革者对抗腐败旧官僚”的模板化叙事，费多罗夫被塑造成完美英雄，总统办公室则被直接定性为嫉贤妒能、政治清洗的幕后黑手。这样的叙事很有传播力，却不一定符合全部事实，也缺乏严谨的逻辑。它迎合了街头情绪，也可能反过来进一步激化情绪。

所以，客观评论，乌克兰目前的政治和媒体生态并不能说非常健康。

一端是政府为了战争需要统一的声音，却越来越容易把统一变成了控制和垄断；另一端是民间独立媒体为了守住民主活力，越来越习惯用最坏的动机解释政府的一切行为。政府缺少足够透明的解释，而媒体也缺少足够冷静的政策分析。

但这两种力量并不完全对等。

政府掌握的是人事权、财政、执法部门和国家机器，媒体掌握的只有舆论。正因为乌克兰的政党和议会在制度内的制衡不够——还要加上目前战时不得选举的特殊形势——媒体与公民社会才不得不承担起超出正常范围的“软制衡”、“街头民主”。

这种街头声音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有时可能叫得太响，甚至会制造噪音；可如果它们闭嘴不叫，那么能够阻止权力继续集中的力量就更少了。

费多罗夫事件真正暴露的，正是乌克兰的这个死结：战争要求政府集中指挥、高效决策；而民主却要求社会始终质疑权力、追问决策。政府怕民意喧嚣拖垮战斗力，而媒体怕无限沉默毁掉了民主。双方都有真实的理由，也都有越过边界的危险。

乌克兰的政治与媒体生态确实混乱，甚至很不健康。但这种不健康的对立和争吵，仍然好过俄罗斯那样一潭死水的极权恐怖。

就像丘吉尔那句名言：“我打仗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利。” 乌克兰今天的嘈杂和混乱，证明了这个国家在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同时，仍然可以竭力为另一件事挣扎：既要打赢战争，又不能因为战争而丢掉原本想要捍卫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