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深圳上班时，厂里仓库有个男孩子，逢年过节从不回家，一年到头都是在厂里，厂里放假他也不回

那年我在深圳龙华一家电子厂上班，仓库有个男孩子叫阿成，二十出头，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腿断过，用胶布缠了几圈。他负责物料出库，每天拿着扫码枪在货架间来回走，单据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

别人一到节假日就忙着抢票，他却总说仓库需要人守着。其实我们都知道，放假期间仓库锁了门，根本没什么可守的。

第一年除夕，我留下来加班，晚上去仓库盘点，看见他蹲在值班室里吃泡面。镜片被热气蒙住，他低着头，一口一口吃得很慢。

我问：“怎么不回家？老家哪里的？”

他说贵州，路远，来回车票要花半个月工资。

后来熟了，他才断断续续提起，父母在他六岁时外出打工，没过几年就离了婚，各自重新成了家。他跟着奶奶长到十六岁，奶奶去世后，便一个人出来打工。

每个月发工资，他都会转八百块钱给老家的亲戚，请人帮忙给奶奶的坟添土、拔草。有一次转完钱，他盯着银行卡余额看了很久。我问他为什么不亲自回去，他把卡攥在手里，说：“回去也没人等我。”

那年中秋，厂里发了一盒月饼。阿成一直留到十五晚上才拆。我经过值班室时，听见他在接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女人，问他有没有吃月饼。

他说：“正在吃。”

女人说了句“那就好”，很快挂断了。阿成把手机扣在折叠床上，继续捏着月饼碎渣往嘴里送。我站在门外，没有进去。后来我才知道，打电话的是他母亲。

国庆放假时，同事约他去大梅沙，他还是说要值班。第二天我回厂拿充电器，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电脑屏幕上开着地图，搜索栏里是贵州老家的地址。地图已经放到最大，山路一弯接着一弯，他却始终没有订票。

过了些日子，他忽然问我：“姐，一个人要是没有家了，过年该去哪？”

我正在捆废纸箱，听见这句话，手里的胶带停了一下。我说：“有人愿意等你的地方，也可以回去看看。”

他没接话，只低头帮我压纸箱。

那天傍晚，他母亲又打来电话，说自己在浙江重新成了家，日子也不宽裕，但还是想让他过去吃顿年夜饭。阿成没有马上答应。之后几天，他反复查看车票，订票页面关了又开，还问我第一次去别人家过年该带什么。

腊月二十八，下班时，我看见他背着双肩包往公交站走，手里提着一袋橘子。

我在后面喊：“阿成，回家啊？”

他回过头，举了举手机：“票买好了，六个小时。她说等我吃饭。”

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在我键盘旁放了个橙子。我问他这趟怎么样，他低头整理工牌，轻声说：“她做了酸汤鱼，太辣了，我吃得直掉眼泪。”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

后来过节，他没有每次都去浙江，也没有停止给老家亲戚转钱。母亲打电话来，他依旧不太会找话说，可他不再一口回绝。再有人问他放假去哪，他会先拿出手机看看车票，然后说：“我想一想，晚点再定。”

头条的友友们，如果多年缺席的亲人重新伸出手，你会试着走近，还是继续保持距离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