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给一个老地主送终，他临死前说。他儿子是北京一个高官。我那时二十岁，在村里卫生所当赤脚医生，他是我最后一个病人

那年秋天，周老伯自己走进卫生所时，已经瘦得脱了形。村里的卫生所只有两间土坯房，药柜里最多的是去痛片和红汞。我给他听了心肺，又摸了摸他硬邦邦的肚子，心里有了数，却只能说：“先回去歇着，我过两天去看你。”

村里人当面叫他周老伯，背地里仍叫他老地主。他住在村尾一间快塌的老屋里，靠编竹筐换点粮食，平时很少和人来往。

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正扶着灶台烧水。锅里只有半碗粥，已经凉透了。我替他把粥热上，又扫掉床边的竹屑。他看着我忙，低声说：“小陈医生，不用总来，我这个病，费药。”

后来我还是隔几天去一次，有时带两个馒头。他病得越来越重，吃不下东西，手里却还在慢慢编竹筐。他说棺材钱得自己攒，不能麻烦村里。我劝他停下，他只把竹篾往身边拢了拢：“闲着也是等。”

一个傍晚，他忽然让我坐下。他盯着屋顶看了很久，才说：“我有个儿子，在北京，是个高官。”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村里从没人提过他有儿子。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前，照片边角卷起，折痕已经发白。

“他叫周建国，在中央部委工作。”周老伯说，“一九七五年回来过一晚，天没亮就走了。”

我问：“这些年，他没给你写信？”

周老伯把照片抚平，没有回答，只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电话号码。

“我要是走了，你替我打过去。就说他爹没了，让他别挂念。”

我想问，既然多年不回来，还有什么可挂念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三天后，我去给他送粥，推门看见他安静地躺在床上，被子盖得整整齐齐。灶台上放着一碗凉米汤，墙边那只没编完的竹筐还缺一道收口。

我去了镇上的邮电局，等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电话。

“是周建国吗？你父亲过世了，他让我转告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传来一句很低的“知道了”。我还想说下葬的事，听筒里已经只剩忙音。

回村后，我用周老伯卖竹筐留下的钱买了一口薄木棺，和村里人一起把他葬了。下葬前，我把那张照片放回他枕头底下。坟边的玉米秆被风吹得哗哗响，我站了一会儿，没有再去邮电局打第二次电话。

不久后，我离开卫生所，也离开了那个村。周老伯成了我在那里照看的最后一个病人。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那声“知道了”。我不知道周建国后来有没有回去，也不知道周老伯临终前说“别挂念”时，是在替儿子开脱，还是不愿再等一个答案。

头条的友友们，如果亲人多年不闻不问，临终时还替他留着体面，这份牵挂该继续守着，还是应该早点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