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731不对不存在，也没有侵华日军用华人做人体实验的事实，我们不能用民众情绪代替证据研究！”2020年3月，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新京报”的直播中大放厥词。
 
曹树基当时的主要观点，不是简单纠正某个伤亡数字，也不是怀疑某名证人的一处记忆，而是从传播路径、日军材料真伪和作战风险等角度，怀疑侵华日军发动鼠疫战这一基本结论。 
 
学术研究当然允许提问。日记有没有补写，论文数据是否准确，地方死亡统计是否存在重复，这些都可以查，甚至应当反复查。问题在于，发现一份材料存在瑕疵，与推导出整场细菌战是后来“建构”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
 
历史证据从来不是靠一份文件单独站住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本战争罪行研究资料，对731部队的性质写得十分明确。
 
相关文件记载，这支部队进行过人体实验，受害者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档案还涉及人体实验、针对中国地区的野外试验、鼠疫跳蚤的大规模繁殖以及731部队内部的指挥体系。
 
这些材料来自美国战后调查和解密档案，不是中国民间根据传闻整理出的故事。
 
再看日本方面留下的人员资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记录了731部队成员的姓名、职务和任职关系。2025年7月公开的胡桃泽正邦影像中，这名曾担任解剖技师的原731部队成员，供述了人体解剖、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罪行，其个人身份也能够与名簿记录对应。 
 
换句话讲，组织档案和当事人证言并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在具体人员、岗位及工作内容上接到了一起。2025年8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又公布了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312张照片、12张明信片及8封信件。
 
这批资料涉及731、100、1644等日军细菌战部队，指向的是一套由日本军国主义推动、覆盖多个地区的犯罪体系。若只盯着某一篇论文里的一个数字，却对成批出现的组织文件、人员信息和影像证言避而不谈，这种研究方式显然很难令人信服。
 
到了2026年1月，原731部队“高桥班”雇员佐藤秀男的47分钟证言被公开。他讲述了鼠疫菌培养、动物解剖、细菌增殖以及人体实验区域，还说明培养后的细菌可以通过飞机撒播，或者制成固体投入水源。
 
曹树基当年的一个重要疑问，是鼠疫细菌从空中投放后能否形成有效传播。佐藤秀男的证言则提供了另一层信息，日军研究的并不是把一瓶细菌液随便倒下去，而是围绕宿主、跳蚤、培养和投放方式建立了一套技术流程。
 
2025年12月公开的原队员西岛鹤雄证言也提到，731部队曾利用气象数据配合野外实验，飞机以低空方式向被捆绑的实验对象播撒细菌培养液，随后继续记录发病过程。 
 
这样的证言不是为了替代其他档案，而是补上犯罪如何实施的技术细节。说到这里，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公众愤怒不能替代史料，可史料也不能被一句“公众太情绪化”轻轻带过。
 
731部队是否存在，侵华日军是否实施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早已不是只靠某位幸存者回忆来支撑的孤立判断，而是由中、美、日等多方档案以及原队员供述共同支撑的历史事实。
 
发现某个地方的疫情死亡数字不够精确，可以修订数字。发现一篇日军论文存在夸大，可以剔除那篇论文。
 
可是，若想进一步证明侵华日军没有发动细菌战，就必须解释，为何人员名簿、部队编制、美国解密档案、遗址资料和日本原队员证言会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个解释如果给不出来，所谓“推翻定论”，更像是先确定结论，再挑选材料。我认为，历史研究最可贵的不是敢不敢说出惊人结论，而是能不能接受同等严格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