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家的职业存在一种奇特的悖论。公众将其视为博学探险家的业余爱好，而从业者则将自己归入加斯东•巴什拉所称的“求证的工作者”（travailleurs de la preuve）这一智慧群体之列。我们（研究者）所熟悉的世界，与其说是大草原、丛林或沙漠，不如说是教室，是每晚与空白纸稿的斗争，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折磨，远比正面遭遇亚马孙地区奇珍异兽中任何一个不速之客更可怕。在以轻松方式实践人文学科的专门基础培训课程中，没有任何知识能教会初出茅庐的民族志学者做好准备，以应对那些狼狈的野营经历，而有些人偏偏将这些经历视为这一职业使命的独特标志。如果存在某种使命的话，那也是源于一种难以言喻的、无法适应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过于强大，让人无法克制；但又过于脆弱，无法构成一个避世之所。这种疏离的好奇心并不是民族学家的特权，其他研究人类的观察者则以更为惊人的方式运用这种好奇心，通过赋予它我们所欠缺的才能，滋养它，使之更加丰饶：我们不适应于驰骋在想象的广阔平原上，因此必须顺服于现实，而诗人和小说家却可以从这种顺服中解脱出来。因此，对异域文化的观察就成了一种替代：它让民族学家进入乌托邦世界，不必屈从于灵感的反复无常。通过理性解释，我们理顺了有些摇摆不定的权力欲，从而能够通过思想去理解并掌握这些我们无法左右其命运的社会。这一切都不涉及对英雄壮举的渴望，我们沉浸的思辨世界，本就不属于行动者的世界。

……我不愿意在民族学中重蹈哲学的覆辙——用抽象概念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因此我决心从一开始就逼迫自己做专题调查，这标志着民族学者的成年仪式。现在，社会人类学吞并的“田野”越来越没有那么边远，因此那种进入这一领域的惯例过程也开始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异域民族志经典的熏陶下，我对这种入门经历怀有某种浪漫主义思想，这使我无法将目光投向某工人阶级的郊区、某跨国公司或某个像（巴黎盆地）博斯（Beauce）的村庄。我渴望融入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什么是显而易见的，生活方式、语言和思维形式对我来说不是直接就可以理解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耐心艰苦的分析之后才能逐渐变得清晰明白。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奇迹般封闭的社会宇宙，其规模符合个体考察者的能力和丈量尺度；任何肯花功夫去理清其纷繁交织线索的人，都可以逐步将其分散而异质的元素组合成一个优雅的结构。另外，这样一个研究项目要求开拓性的工作：我必须放弃依赖任何现成的学术成果，尝试去把握一个尚未被殖民化改变、自由而孤独的民族的精神。在所有重大的民族志研究区域中，亚马孙河流域似乎是最适合这种智力挑战的地方，我完全相信这种挑战的宏伟性。当然，在这一地区，历史并非空白，长期以来，历史早已给这个地区带来了一系列的动荡，随心所欲地改变了这里的族群景观。其面貌看似永恒不变，与其说是由于印第安人自古以来就希望保持自我同一，不如说是由于古代资料匮乏，学者们缺乏时间视角。与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孤立体”之所以显得孤立，是因为人们戴着瞬间定格的眼罩去理解他们，并且无视或遗忘周围决定他们生存的一切。

——菲利普•德斯科拉《暮光之矛》，pp.2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