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那一夜，最吓人的不是枪声，是门后那19个人能不能活到天亮。白公馆外面已经乱成一团，重庆的风都带着血腥味，谁都看得出来，局势要翻了。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前夕，国民党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动手，想把监狱里的人一口气清干净。渣滓洞那边先响了枪，后来又有汽油味飘过来，那里关着两百多人，场面太乱，连刽子手都不够用，白公馆负责行刑的人被抽去帮忙，留下来的，只剩杨钦典和伙夫李育生。

白公馆里关着的，已经是最后一批地下党员。门外守着枪，门里是人，钥匙却攥在杨钦典手里，这一下，谁的手都在抖。上头的命令很明白，解放军进城前，一个也不能留，可真要把这19个人全杀了，他心里那口气怎么也压不下去。

杨钦典那年才三十出头，从河南郾城出来，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一路走到今天，他既干过看守，也沾过血，可他并不是那种铁了心把杀人当本事的人，平日里还真帮过穷人。问题就卡在这里，明知大势已去，他还要不要把这最后一刀补上去？

关在里面的人也看得清楚。几个月相处下来，他们知道杨钦典不是那种死硬到底的特务，更多是被军令和饭碗推着走。罗广斌隔着门压低声音劝他，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大家放了吧，重庆守不住了，再杀下去只会把自己也拖进去。

这话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城里人忙着逃，监狱里却还在忙着杀人，这算什么事？他要是真把人全送走，那自己以后还有路吗？可要是不放人，一旦重庆解放，等着他的恐怕就是另一笔血账。

他犹豫了半天，还是转身上楼看了一圈。回来时，他把钥匙悄悄塞给监舍里的人，又约定好，只要自己在楼板上跺三下脚，就说明外面清静了，赶紧往外走。这样的小动作，看着不起眼，实际上是把命押了进去，他真不怕东窗事发吗？

安排好以后，他故意支走了别的看守，等夜色压下来，才按约定跺响三下。门一开，19个人立刻行动，解绳子，推门，沿着后山的小路往外撤。杨钦典还把锁具丢到别处，故意做成越狱的假象，想把自己从这场风暴里摘出去。

那一晚，白公馆这边的人活了下来，渣滓洞那边却几乎成了屠场。两边一冷一热，一边是死，一边是逃，重庆城外的风吹了一夜，吹得人心都发紧。

重庆解放后，相关部门很快核查这件事，罗广斌、郭德贤也出来作证，说他关键时刻放了人，应该从宽处理。结果出来后，他没有被追着算总账，还拿了路费，回到河南郾城老家，重新下地干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真能当作没发生过吗？那样的夜晚，谁又能睡得安稳。1966年，他又被从老家带走，旧案翻出来，一关就是十几年。妻子等到病倒，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和一座孤坟，命运这东西，转得太狠了。

1982年重审，结论终于落下来，他在白公馆大屠杀时救下革命志士，属于重大立功，不再追究。补助送到手里时，他却摆手，说自己有罪，不该拿这个。后来回到村里，邻里帮他修房补院，年轻人只知道他是个老兵，没人知道他手里那把钥匙救过谁。

2005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专门找到周庄，派出所一查，才发现登记里把他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老人坐在院门口，听完来意，嘴唇抖了半天，只挤出一句，我只是个当兵的。

1998年起，他每年都去重庆歌乐山，坐在纪念碑前烧纸磕头，一坐就是半天。2007年春天，他在家里去世，89岁，那支没响到底的枪，也跟着他一起沉进了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