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褚时健的掌上明珠褚映群被洛阳警方带走，4个月后，褚映群在狱中自杀身亡，褚时健得知女儿死亡的消息后，当着律师的面嚎啕大哭。
 
 
1995年12月的一天，律师马军接到褚时健的电话后匆匆赶到办公室。
 
 
推开门，他看见这个曾把红塔山香烟推向世界的男人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魂。
 
 
还没等马军开口，褚时健就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嗓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姑娘死了，在洛阳自杀了。”
 
 
拉着马军的手，一遍遍喊着：“是我害了她啊，我要是早听她的话退休，她就不会这样了！”
 
 
褚映群是褚时健唯一的女儿，原名叫褚映红，1956年左右出生在云南。
 
 
小时候褚时健被下放到元江农场劳动改造，马静芬辞了工作，抱着年幼的褚映群追了过去。
 
 
农场条件苦，母女俩住的农舍常有大蛇出没。
 
 
有天晚上褚时健不在，一条大蛇窜进屋，马静芬吓得抱起熟睡的褚映群跑到屋外，又不敢久留，只好把孩子放回床上，把蚊帐边角压得严严实实，自己瞪大眼睛守了一夜。
 
 
对褚映群来说，那是父亲陪伴她最长的一段时光。
 
 
褚时健在农场很快成了务农能手，被推举当副场长。
 
 
他一有空就带六七岁的褚映群去县城，小姑娘觉得啥都新鲜，牵着父亲的手问个不停。
 
 
最让她高兴的是父亲给她买一杯两毛钱的糖水，搪瓷杯递过来，又凉又甜，那种味道后来再也忘不掉。
 
 
上中学后褚映群每周步行山路回家，有次到了返校时间磨蹭着不走，褚时健追问才知道学校让买字典，孩子不敢开口。
 
 
这事让夫妇俩一直觉得亏欠了女儿。
 
 
1979年褚时健调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厂子当时破败不堪欠一屁股债。
 
 
他扎进去搞改革，不到十年让卷烟厂成了全国第一，红塔山名号响遍全国。
 
 
到了90年代中期，红塔集团年创利税200亿元以上。
 
 
可光环底下危机也埋下了。
 
 
褚映群从20岁起就在厂里工作，干采购协调之类的活儿，最早嗅到了危险。她不止一次劝父亲早点退休，说人情世故太多，早点抽身保平安。
 
 
可褚时健觉得自己担子重，卸不下来。
 
 
1995年2月，一封举报信寄到相关部门，说一个洛阳烟贩子向褚家人行贿拿到了香烟指标，获利八百多万元。
 
 
案子先从马静芬的弟弟妹妹查起，两人先后被带走。
 
 
8月，洛阳警方从珠海带走了褚映群。她母亲马静芬也在珠海，9月同样被警方控制。
 
 
当时褚时健正在美国出差，从香港转机时听到消息，朋友们劝他先别回去，褚时健没听：“我肯定得回去。”
 
 
褚映群被关在洛阳看守所，和母亲在同一屋檐下却见不上面。
 
 
4个月后，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39岁。
 
 
她留下了一张纸条，写着：“我这样做跟号里、所里的人无关，只是无法忍受何日是尽头的苦难和屈辱。”
 
 
关于她的死法说法不一，有的说用撕成条的床单上吊，有的说用刀片割腕。狱方发现后送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没救回来。
 
 
褚时健想去看女儿最后一眼，可遗体被匆匆火化了。到死他都不知道女儿到底怎么走的。
 
 
马静芬后来被释放，可女儿的死在心里一直过不去。她常常念叨：“这一劫改了名字为什么还躲不过……”
 
 
褚时健那时候还是红塔集团的董事长，因为案子还没查完，他暂时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国家烟草专卖局安排他去欧洲考察，律师马军劝他别去，万一被人误以为要外逃，就说不清了。
 
 
女儿的死像一把钢针扎在他心上。这个在社会上闯荡了大半辈子的男人，头一回尝到了什么叫“内心滴血”。
 
 
他后来说过一句话：“我对不起姑娘，她一直喊我退休了、退休了。”
 
 
褚映群自杀后不到一年，1996年12月，褚时健在云南河口被相关部门带走。1997年1月正式被立案侦查。
 
 
经过两年调查，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了他无期徒刑。
 
 
按当时的法律，他涉案的金额够判好几次死刑了。
 
 
案子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人觉得褚时健功劳太大，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
 
 
可这一切，褚映群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