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治与李洁馨是广州五中同窗，下乡教书期间相恋，计划经大鹏湾逃港，上岸后才知道当晚台风“黛蒂”登陆香港，他们能安全着陆被当地人称为奇迹 。此前两人曾尝试过一次偷渡但被卫兵发现遣返，第二次才成功。

主要信源：（中国日报网——深大毕业设计：往事并不如烟 一代逃港人的生存与归宿）

1973年7月21日深夜，大鹏湾的海面被台风“黛蒂”搅得天翻地覆，浪头足有三层楼高。

19岁的李洁馨蹲在离岸边200米的礁石后面，怀里揣着一袋炒米粉。

她看见陈克治趟着齐腰深的海水走过来，腋下绕了三圈麻绳，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一个破汽车内胎改成的救生圈上。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尝试逃港了。

头一回是在1972年夏天，两人从博罗的知青点偷偷溜出来。

天还没亮就被巡逻的民兵堵住，押回惠州批斗了三天，脖子上挂着“偷渡犯”的牌子被遣返回乡。

民办教师的职位全被撤了，被派去田里挑了三个月大粪。

那时候的知青点里，十个有八个都在偷偷攒钱准备逃。

陈克治和李洁馨是广州五中的同窗，1968年一起下乡到博罗教书，悄悄地谈起了恋爱。

1970年两人省吃俭用攒了600块钱。

陈克治听回广州探亲的同学说，香港纱厂的女工一个月能赚300多港币，比他们俩的工资加起来多出四倍。

1972年陈克治的母亲在广州去世，他回去奔丧，看到家里的弟弟妹妹连饭都吃不饱，回来就跟李洁馨说，再不逃，这辈子就困在这里了。

第二次逃港，他们找了陈克治嫁到龙岗公社的大嫂帮忙接应。

炒米粉是按逃港的老规矩做的，十斤米炒到焦黄磨成粉，拌上一斤白糖一斤猪油，装进两个军用壶里。

他们还带了两个手电筒，两身换洗的蓝布衫。

按照计划从坪山进山走两天就能到海边，结果进了梧桐山后山就迷了路，向导半路跑了。

炒米粉到第四天就吃光了，最后两天全靠啃野杨梅、喝溪水撑着。

7月12号夜里总算翻过了最后一道山梁，看到下面的海。

躲在山坳里的破庙等了9天，一直等到21号晚上，本来打算19点下水，可风突然就起来了。

李洁馨哭着拽陈克治的袖子说要不回去吧，陈克治把麻绳往她的救生圈上一拴，说回去就是二次偷渡，抓住了要坐牢。

下水的时候已经快到23点半了，台风“黛蒂”的中心离香港还有不到一百公里。

陈克治在前面游，麻绳绷得紧紧的，李洁馨抱着救生圈在后面蹬水。

游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一个大浪拍过来，李洁馨的手松了，陈克治回头把她捞了回来，她的嘴唇已经紫了。

中间有一次陈克治自己也懵了，脚忽然碰到渔排的浮木，扒着歇了十分钟又接着游。

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手终于摸到了沙滩，两个人身上全被礁石划得全是血口子。

一个来赶海的老婆婆发现了他们，帮着去警署报了案，办了临时居留。

两个人在香港的民政署登记结了婚，结婚证上的日期是1973年8月2号。

刚到香港的时候，两个人都去了纱厂，李洁馨是捻纱工，每天站12个小时。

陈克治在仓库搬纱线，一个月两个人加起来能赚420港币。

后来陈克治发现新界的公屋越建越多，电梯维护的师傅都是从英国请的，收费贵还约不上。

他就去夜校读了机械，考了电梯工程的牌照。

1980年自己开了个小公司，到1989年公司规模扩大到三十多人，净资产差不多有一千多万港币。

1982年政策放宽后，两人第一次回去探亲，先去了博罗的黄西大队，以前的校长还在，给他们煮了红薯粥。

后来每年都回来一次。

他们搬到红磡海边住是1998年的事，每天早上和一帮逃港的老伙计约着晨泳。

2012年7月，两人租了个小渔船，到当年下水的地方撒了三斤纸钱，祭的是那些没游过来的同伴。

2014年5月，他们和一帮老伙计凑了12万港币，在吉澳岛立了块碑叫“越海英魂”，底下刻了76个当年逃港遇难者的名字。

回过头来看，陈克治和李洁馨的故事之所以让人记住，不只是因为他们游过了那片海。

更是因为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候，选择了最冒险的一条路，并且用自己的双手，在那个陌生的地方重新活出了样子。

那段经历留给他们的，除了身上的疤痕，还有一种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肯低头的劲头。

这种劲头，支撑他们走过了最难的日子，也让后来的年轻人知道，有些东西，真的值得用命去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