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蒋碧薇回忆录》在台北面市，在《我与道藩》这一册中，蒋碧薇原样影印了上百封张道藩亲笔写给她的信函，以及她当年的日记。蒋碧薇在序言中特别说明，张道藩晚年曾托人传话，要求她“务必将我写给你的信件烧掉”，但她没有。张道藩当时还在世，看到此书，对身边人讲了一句：她毁了我，也毁了自己。

蒋碧薇与张道藩情感纠葛的起点，要回溯到四十年前的欧洲。
1921年，张道藩考入伦敦大学学院美术部，攻读绘画。同在欧洲的徐悲鸿与蒋碧薇，时常往返于巴黎与伦敦之间，与中国留学生群体交往密切。
张道藩在伦敦的一次留学生聚会上第一次见到蒋碧薇。当时蒋碧薇随徐悲鸿私奔出国已数年，虽无正式婚姻手续，却以“徐太太”身份活跃于留学生圈。
张道藩很快被这个眉目间总带一股倔强的女人吸引。1926年，他终于按捺不住，从意大利佛罗伦萨给蒋碧薇寄出一封长信剖白心迹，信中不乏炽热到几近卑微的句子：“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偏偏遇见你，又偏偏爱上你？只要你一句话，我愿意做你最忠实的奴隶。”蒋碧薇的回信很冷静也很冷漠：“我敬爱你，但永远只能做你精神上的朋友。”她还补了一句：“悲鸿是我一生所托，我不能也不会离开他。”
多年后，张道藩在给蒋碧薇的信中自陈，被拒当晚，他独自跪在巴黎圣母院前的石阶上，发下重誓：“此生，我一定要得到你。”

欧洲一别，两人走上完全不同的轨道。
张道藩回国后步入政坛，先在江苏省政府任秘书，后逐渐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在法国期间，他已与法国女子素珊结识并成婚，育有一女。蒋碧薇随徐悲鸿归国，生下儿子伯阳、女儿丽丽。徐悲鸿很快恋上学生孙韵君——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孙多慈。
1930年代初期，徐悲鸿与孙韵君的师生恋在南京中央大学闹得满城风雨。蒋碧薇在回忆录中说，“悲鸿登报声明与我脱离同居关系那天，我没有眼泪，只觉得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后，她向徐悲鸿开出赡养条件，徐悲鸿一一照办，而就在她孤身一人、拖着两个孩子陷入困顿的当口，已经官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职的张道藩，重新出现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危急，蒋碧薇带着儿女仓皇内迁。徐悲鸿正在广西，对沦陷区的妻儿不闻不问。张道藩却早早在重庆为她安排好居所，于战火中接应照拂。
蒋碧薇后来在回忆录里直录心境：“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在这种时候，是最容易接受情感的。”张道藩的追求几乎没有任何迂回。他在一封写于1937年秋的信中，为两人未来的关系立下四条铁律：第一，徐悲鸿若回头，蒋碧薇不得与之复合；第二，两人永不可正式结婚；第三，张道藩对妻子素珊的“责任”不能抛弃；第四，彼此的爱必须秘密进行。
蒋碧薇悉数接受，她自己的说法是：“我需要一份稳固的依靠，而道藩需要情感上的绝对占有。这很公平。”

往后二十年，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就在这些苛刻框架下运行。抗战八年，张道藩把素珊和女儿安置到后方，先送到庐山，后又辗转送至兰州、澳大利亚，几乎等同于流放；蒋碧薇则以“秘书”身份，公然与张道藩在重庆、南京同进同出。战时大后方的上层圈子对此心照不宣，张蒋同居被社交界讽称为“抗战夫人”。
在此期间，张道藩对蒋碧薇的控制近乎偏执，不但限制她的社交，还严禁她与徐悲鸿见面，甚至在徐悲鸿1945年与廖静文正式结婚后，仍不放心。蒋碧薇对此洞若观火，她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他要的是一具完全属于他的灵魂，而我用自由换取了安全。我也没有选择。”

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50年，张道藩把蒋碧薇安置在台北温州街的一处日式宅邸，同时将素珊与女儿从澳大利亚接回，另置居所。
蒋碧薇一度以为可以永久维持这种“事实夫妻”状态，但政治很快介入私人生活。1952年张道藩出任立法院长，公开形象骤然变得无比重要。素珊情绪开始不稳，获悉全部真相之后，精神几近崩溃，多次写信给蒋碧薇，措辞从哀求到痛斥。张道藩的政治对手也嗅到风声。一天深夜，张道藩忽然冷下脸来对蒋碧薇说：“政治人物的家居形象必须无懈可击。外界已经有人准备拿你的事做文章了。”
之后不久，张道藩做出最后选择，并给蒋碧薇写了一封绝笔长信：“我对你的爱丝毫未减，至死不变，但我不能再让素珊受刺激，她的状况很糟；更不能让党国因我蒙羞。现实逼人，请你把我忘掉。”
蒋碧薇读完信，没有哭闹，没有挽留。她后来对友人说：“我早就该明白，政治人物的爱情，永远是精算后的选项。二十年前他让我忘了悲鸿，二十年后他让我忘了他，男人永远在要求女人遗忘。”
她平静地搬出温州街宅邸，从此与张道藩几乎不再见面，唯一保留的联系，是他按月汇来一笔生活费。

张道藩回归家庭后，与素珊度过了最后十年，对外依然维持着忠厚长者的体面。
1968年6月，张道藩病逝，蒋碧薇未被允许吊唁。
据见过她的人回忆，她独自走到殡仪馆附近，站了很久，最后返身离去，从此再未对这段往事发表一句公开评论。
十年后，1978年，蒋碧薇在台北一家医院辞世，身边没有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