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硬刚蒋介石至死不降，39岁惨遭暗害
1938年7月31日傍晚，西安革命公园里正在举行一场篮球赛。比赛结束后，担任裁判的宣侠父骑车离开，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住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随即派人寻找，警察局却说不清他的下落。一个有正式军职的人，就这样从西安街头消失了。没有公开逮捕，没有审讯，也没有留下任何正常手续。
当时的宣侠父，是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这个职位听起来不像带兵冲锋的将领，可他在西安发挥的作用并不小。他熟悉许多国民党军政人物，还能在不同派系之间说上话。
有人愿意听他，不只是因为他口才好。

1899年，宣侠父出生于浙江诸暨。青年时期，他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毕业时成绩优秀，1920年获得公费留学资格，前往日本继续深造。
照这条路走下去，他本可以成为一名水产专业人才，过相对安稳的生活。可在日本期间，他参加留学生爱国活动，又接触到新的社会思想。1922年，他被迫回国，人生方向也随之改变。
1923年，宣侠父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年，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他考入第一期，希望通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谁也没有想到，他在黄埔只待了几个月。
当时，蒋介石要求军校中的党小组负责人定期汇报内部活动，并由校方直接确定相关人选。宣侠父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原有的组织程序，也容易把军校变成校长个人控制的力量。
他没有私下抱怨，而是写出正式意见，要求撤销这一安排，由成员自行选举负责人。这封信很快送到蒋介石面前，也把两个人推到了正面冲突的位置。
蒋介石召见宣侠父，要求他收回意见，写一份悔过书。条件很明白，只要承认自己错了，仍然可以留在黄埔继续学习。
宣侠父拒绝了。
在他看来，自己是在维护组织原则，并没有需要悔过的地方。同乡蒋鼎文曾劝他不要意气用事，先把学业和前程保住，日后再作打算。宣侠父还是不肯低头。
随后，他被开除学籍，离开黄埔岛。别人还在教室和操场上接受训练时，他已经失去了成为黄埔毕业生的机会。
但这并没有让他远离军队。
1925年春，经李大钊推荐，宣侠父前往张家口，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从事文教和政治宣传工作。同年10月，他随国民军第二师西进兰州，并参与创建甘肃早期党组织。
宣侠父很快表现出一个特点：他不只是会发表演说，更懂得怎样把工作真正落到军队和群众中。他举办政治训练班，培养工作人员，也深入基层宣传革命和抗日主张。
1927年局势发生变化，他离开冯玉祥部，回到诸暨参加当地农民运动。1929年以后，他再次进入军队开展工作；1931年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总参议，利用公开身份推动抗日救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宣侠父在南京、山西、张家口等地奔走，联络主张抗日的军人。1933年初，他进入孙殿英的第四十一军担任秘书长，随后又参与推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这支队伍曾在察哈尔一带展开作战，收复康保、宝昌、多伦等地。虽然同盟军后来在多重压力下失败，宣侠父却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积累了军队工作经验，也结识了不少爱国将领。
1934年春，他与吉鸿昌等人在天津组织抗日团体，并陪同吉鸿昌前往上海履行入党手续。此后，他转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活动环境越来越危险。
1935年，宣侠父又被派往香港，争取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合抗日。1936年两广事变后，他参与重建第十九路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六十一师参谋长。
从诸暨到兰州，从察哈尔到香港，他不断更换身份和工作地点，但做的事情始终没有变：联络愿意抗日的人，把能够团结的力量尽量组织起来。
西安事变后，宣侠父来到西安协助开展工作。1937年5月，他前往延安参加会议；同年9月，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主要负责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
他先后接触胡宗南、李宗仁、冯玉祥等军政人物，反复说明团结抗日的必要性。许多黄埔同学和西北军旧识，也成了他开展工作的对象。
有人想用旧交情说服他改变立场，有人许给他职位，还有人提出送他出国，让他离开西安这个敏感之地。宣侠父都没有接受。

1938年春，针对宣侠父的秘密行动已经开始酝酿。到了7月31日，特务将他绑架，随后秘密杀害。直到多年以后，参与行动的人交代经过，这起失踪案的细节才逐渐被揭开。
宣侠父遇害时只有39岁。
他没有拿到黄埔毕业证，也没有沿着黄埔一期学生常见的道路升迁，却凭借十多年在军队、地方和抗日团体中的工作，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真正让对手忌惮的，不是他当年在校长面前说了几句硬话，而是离开黄埔之后，他依然没有沉默。他懂军队，懂人心，还能让不同背景的人坐下来谈共同抗日。
从黄埔岛上的拒绝认错，到西安街头的秘密遇害，宣侠父一次次面对类似的选择：是用退让换取职位与安全，还是坚持已经认定的道路。
他始终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