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坐到皇帝的宝座之上，晋惠帝的喜悦心情可想而知，可这种喜悦的背后，又掺杂着复杂情绪，因为去了一个赵王司马伦，又来了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顒，这三个人立下如此大功，赏赐必然要丰厚，而且赏赐还不能比当年司马伦得到的少。
洛阳城外的七里涧，出现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场面。齐王司马冏骑马追出城，终于赶上正准备返回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两人见面后，司马颖只说母亲身体不好，说着说着泪流满面，始终没有谈朝廷权力如何安排。
这场告别看着很有人情味，背后却全是政治分量。司马颖一走，司马冏几乎成了洛阳城里唯一能主持大局的宗王；可司马颖带回邺城的，不仅有兵马，还有谦让、孝顺和不争权的名声。一个拿到了眼前的权力，一个收走了天下人的好感。
事情要从公元301年说起。赵王司马伦逼晋惠帝交出皇位，把皇帝迁到金墉城，自己登基称帝。为了稳住局面，他大封亲信，官爵发得太滥，连印信都来不及铸造，弄出了“白板封侯”的荒唐景象。
齐王司马冏首先起兵，成都王司马颖随后从邺城出兵响应。河间王司马顒起初判断形势不准，曾派张方帮助司马伦，等发现司马冏、司马颖声势越来越大，又把军队召回，转而加入讨伐一方。因此，三王虽然都被列为功臣，实际表现并不完全一样。
司马冏在阳翟一带打得并不轻松，几次与司马伦部将张泓交战，胜负反复。司马颖的前锋在黄桥也吃过大亏，死伤很多。但他听从卢志、王彦的意见，没有急着退兵，而是重新组织精锐，抓住对方诸将互不服从的弱点反击，随后渡过黄河，直逼洛阳。
司马伦集团真正垮台，并不是因为三王已经攻进皇宫，而是洛阳内部先发生兵变。王舆等人杀掉孙秀，迫使司马伦下诏迎回晋惠帝。晋惠帝从金墉城回宫时，百官伏地请罪，百姓高呼万岁。皇位是回来了，可城外仍有宗王的大批军队，这才是朝廷最难处理的问题。
这场战事持续六十多天，死者接近十万。朝廷既要安抚军队，又不能让功臣觉得受了冷落。到了六月，司马冏率数十万甲士进入洛阳，声势压住全城。封赏随即展开，而且规格高得惊人。
司马冏被任命为大司马，加九锡，礼仪比照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辅佐曹魏时的旧例。司马颖做大将军，统领中外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同样加九锡，上朝不用快步走，可以佩剑穿鞋进入殿中。
司马顒得到侍中、太尉和三赐之礼。常山王司马乂任抚军大将军，统领左军；广陵公司马漼进封为王；新野公司马歆进封为王，出镇荆州；梁王司马肜则任太宰兼司徒。
更重要的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三府各自可以设置四十名属官。名义上是配备办事人员，实际等于三个宗王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官位给出去了，兵权却没有收回来，朝廷看似安稳，内部的裂缝反而越来越明显。
封赏越丰厚，晋惠帝的位置也就越尴尬。皇帝没有一支足以压住诸王的军队，只能依靠宗王之间彼此牵制。赵王司马伦刚被清除，朝廷便又出现三个拥有重兵、官职和独立幕府的权力中心。旧问题换了人物，却没有真正消失。
当时，新野王司马歆提醒司马冏：司马颖既是晋惠帝的亲弟弟，又立下大功，要么把他留在洛阳共同辅政，要么设法解除兵权，不能让他既有声望又有军队。另一边，常山王司马乂也劝司马颖关心朝政。洛阳表面上忙着庆功，私下里已经开始计算下一步。
卢志给司马颖出的主意更高明。他认为两位强大的宗王同在朝中，早晚会发生争执，不如借母亲生病为由主动离开，把辅政的位置让给司马冏。这样既能避开正面冲突，又能取得谦退的名声。
司马颖照办了。晋惠帝召见慰劳时，他把主要功劳推给司马冏，还上表称赞对方，请求回邺城照顾母亲。随后，他拜谒太庙，直接出城。司马冏得到消息后赶到七里涧相送，也就有了开头那场含泪告别。
回到邺城以后，司马颖接受大将军职位，却继续辞让九锡。他请求调运河北粮食救济阳翟百姓，又为黄桥战死者准备棺木、抚恤家属，连司马伦一方阵亡的士兵也安排掩埋。这些安排多由卢志谋划，却实实在在扩大了司马颖的影响。
留在洛阳的司马冏则迅速组建班底。他征召刘殷、江统、苟晞、张翰、顾荣等人，又任命何勖掌管禁军，把葛旟、路秀、卫毅、刘真、韩泰五名亲信封为县公，人称“五公”。
刘蕃一家因为与司马伦结亲，本来很可能受到牵连。司马冏看重刘蕃父子的才望，没有继续追究，还安排刘舆担任中书郎、刘琨担任尚书左丞。这既是在选拔人才，也是在向朝中旧官员表明，只要愿意为新局面效力，不会一律清算。
局势到这里已经很清楚。晋惠帝完成复位，只是结束了司马伦的短暂篡位，并没有结束宗王争权。司马冏得到朝廷，司马颖得到声望，司马顒仍然控制关中。三人暂时没有翻脸，不代表矛盾已经解决。
洛阳的庆典刚刚散场，新一轮争斗的条件其实已经全部摆在桌面上。晋惠帝重新坐回皇位，看到的不是一个权力重新集中的朝廷，而是几位宗王各自带着军队、地盘和功劳站在殿前。这份喜悦，自然不可能没有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