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过，华国锋是他见过的最老实的人。可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老实人在毛主席去世后，做出了一个违背主席遗愿的决定，更让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
1976年9月9日凌晨，一个影响全国的消息传了出来：毛主席于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摆在中央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不是修建什么纪念建筑，而是怎样让全国人民平稳地送毛主席最后一程。时间紧，事情重，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
华国锋此时站在了决策前沿。他平时话不多，做事也不张扬。毛主席评价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与他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
1959年，毛主席到湖南了解农村情况。面对当时一些偏高的数字，华国锋没有顺着说好话，而是如实讲出“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认为产量不可能那么高。这种敢讲实情的作风，给毛主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在毛主席身后事的问题上，这位以老实著称的人，却无法简单照着过去的意见执行。
早在1956年4月27日，毛主席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提出，国家工作人员身后应当实行火化，不保留遗体，也不修建坟墓。他还在火葬倡议书上签了名。
毛主席这样做，不是随口一说。他认为，人去世后仍然占用土地，会给后人增加负担。共产党人更不应当讲排场、搞特殊。按照这一主张，他去世后本应实行火化。
然而，1976年的实际情况远比一份倡议复杂。
那一年，周恩来、朱德先后逝世，唐山又发生强烈地震。几件大事接连出现，全国人民还没有从一次悲痛中缓过来，又迎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从城市工厂到偏远山村，从机关干部到普通群众，人们通过广播得知消息后，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开。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大会，全国各地也举行了悼念活动。
这种时候，遗体如何处理，已经不只是毛主席个人身后安排的问题。中央需要同时面对群众感情、悼念活动、社会秩序和技术条件，任何一项都不能忽略。
最开始，医疗人员接到的任务主要是做好短期保护，保证吊唁和追悼活动顺利进行。可随着各地群众表达出强烈的瞻仰愿望，问题逐渐发生了变化：短期保存结束后，遗体究竟应该怎样处理？
在这件事上，华国锋没有装作看不见毛主席当年签过的火葬倡议，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医疗专家。他面对的是两个都很沉重的选择。

按照毛主席生前的主张办，符合他提倡节俭、不搞特殊的原则；长期保留遗体，则能给全国人民留下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一个是尊重个人意愿，一个是照顾亿万群众的感情，很难简单判断哪一个更轻。
经过研究，中央政治局作出长期保护毛主席遗体的决定。华国锋向承担任务的专家说明，要把遗体长期保护好，让人民群众能够瞻仰。就这样，原本针对追悼活动的短期保护，转变成了一项长期任务。
为什么当时没有人公开反对？
并不是与会者不知道火葬倡议，而是大家都看到了当时的现实。毛主席逝世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个人和家庭范围，全国群众需要一个表达怀念、安放感情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私人安排，而是中央形成的集体决定。他承担了主要决策责任，但从医疗保护到修建纪念堂，每一步都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共同执行。
长期保存的决定作出后，医疗人员面临的压力陡然增加。短期防腐与长期保护完全不同，温度、湿度、光照和空气变化都可能产生影响。工作人员必须昼夜观察，不断完善保护方案。
1976年9月20日凌晨，追悼活动结束后，毛主席遗体被转移到专门保护场所。几天前，人们关心的还是如何完成告别；几天后，专家们已经开始思考几年、几十年后的保护问题。
纪念堂的建设则稍晚一步。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1月24日，工程正式开工。
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人员、建筑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投入建设。纪念堂不仅要满足群众瞻仰的需要，还要为遗体长期保护提供稳定环境，因此建筑、照明、通风和设备都必须统筹考虑。
1977年5月24日，纪念堂主体建筑完工。9月9日，也就是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当天，落成典礼举行，纪念堂正式开放瞻仰。从正式开工到主体完工，只用了半年时间。
华国锋的这个决定，与毛主席1956年倡导的火葬方式并不相同。但“老实”从来不等于只会机械执行，更不等于遇到困难时把责任交给一句旧有安排。
在那个特殊时刻，华国锋必须面对现实，作出取舍。他没有办法让所有原则同时得到完整实现，只能从国家需要和群众感情出发，选择一个当时能够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所以，真正令人意外的，并不是一个老实人突然改变了性格，而是他在最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没有躲开。
毛主席主张火葬，是希望节约土地、不搞特殊；中央决定长期保存遗体，是为了回应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两种选择所处的时间和面对的问题不同，但落脚点都与人民有关。

华国锋最终作出的决定，也由此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受关注的一次抉择。它表面上改变了毛主席原本倡导的身后安排，背后却承载着一个国家在巨大悲痛中维持秩序、安定人心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