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后，将出力甚多的大司空甄丰贬官。甄丰的儿子不知死活，还想迎娶王莽的女儿，结果父子俩，一个服毒自尽，一个被杀，并牵连了不少人。

在汉平帝执政阶段，甄丰就和刘歆、王舜一同成为王莽信赖的心腹班子，后世史书将三人称作王莽开国的三大元勋。

当时王莽想要获得安汉公、宰衡这类凌驾百官之上的特殊尊号，又要为自家母族、子嗣求取封赏，全套谋划都出自甄丰等人共同商议敲定。

靠着这群臣子在外造势、在内斡旋，王莽一步步收拢朝堂大权，甄丰也凭定策大功一路升迁，身兼少傅、大司空多重要职，受封广阳侯，平日里常深夜赴王莽府邸密议国事，民间甚至留下 “夜半客，甄长伯” 的说法，足以印证他在集团里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初三人协助王莽巩固权柄，本意只希望他身居辅政高位，并未支持直接取代汉室自立。

等到王莽势力完全稳固，生出摄政代行皇权的念头，甄丰内心早已生出抵触，只是碍于局势只能表面顺从。

王莽察觉出甄丰的疏离，便不断赏赐甄丰孙辈爵位加以安抚，可这份恩赏没能抹平隔阂。随着朝堂大批不得志官员争相伪造各类 “符命”，借所谓上天授意推动王莽正式称帝，王莽顺势借着这些文书登上帝位，建立新王朝。

刘歆与王舜深知王莽多疑狠厉，即便心中不安也始终收敛情绪，唯有甄丰性格刚直，对朝堂安排的不满常常显露在神色之间，王莽看在眼里，对这位老功臣的提防日渐加深。

登基分封文武百官时，王莽借着一份金匮符命的说法，直接把身居三公之列的甄丰调离核心中枢，改授更始将军、广新公。

这份封赏看似保留公爵名分，实则大幅降低实权，更让甄丰难堪的是，与他并列四将的还有靠符命偶然得官、早年以沿街卖饼为生的平民王盛。

昔日一同谋划大业的同僚，刘歆位居国师、王舜身居四辅，地位都远高于甄丰，就连甄丰同族晚辈甄邯的位次都排在他前面，巨大落差让甄丰父子终日沉默压抑，心中怨气越积越重。

甄丰之子甄寻彼时担任侍中、京兆大尹，承袭茂德侯爵位，手握京畿地区的管理权限。他深知王莽凡事偏爱借符命说事，便打算用这套方式为家族挽回地位，第一步先试探着伪造文书，宣称新朝应当效仿西周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旧制，设立左右二伯治理天下，举荐父亲甄丰担任右伯、太傅平晏出任左伯。

王莽一眼看穿这是甄家想要分割地方大权的算计，却出人意料点头应允，下诏正式任命甄丰为右伯，令其整理行装前往西部履职。

初次尝试顺利达成目的，甄寻错判王莽对符命全然深信不疑，贪心愈发膨胀，进而生出攀附皇室的想法。

王莽长女王嬿原本是汉平帝的皇后，汉室覆灭后改封号为黄皇室主，在新朝名义上等同于天下国母，身份尊崇无人能及。

甄寻再度伪造符命，直白写明黄皇室主应当嫁给自己为妻，妄想借着联姻一跃成为皇室至亲，彻底扭转甄家当下的弱势处境。

这份符命递到王莽面前时，直接触碰了他无法退让的底线。王莽本身依靠各类伪造的天命说辞夺取江山，内心格外清楚所谓符命全是人为编造，同时常年忌惮开国功臣结党扩张势力，正急需一件事立威震慑满朝文武。

见到文书的瞬间王莽当场暴怒，直言黄皇室主身为天下之母，岂能随便许配他人，当即下达诏令全城搜捕甄寻。

抓捕官兵包围甄府的消息很快传到甄丰耳中，他瞬间明白儿子伪造文书求娶皇室主一事已经彻底触怒帝王，清楚王莽不会顾及过往多年共事情分，自己难逃罪责。不愿落入牢狱受审、牵连更多族人，甄丰独自在府中面向皇宫方向饮下毒酒，等官吏闯入宅院时，早已没了气息。

另一边甄寻提前得知抓捕指令，匆忙携带财物出逃，跟随一名方士躲进华山深处隐匿行踪，官府大范围搜捕一年有余，才终于将他擒获押回长安。

入狱审讯过程里，甄寻的供词牵扯出一大批朝中贵族朝臣，其中包含国师刘歆之子刘棻、刘棻兄弟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王奇，还有刘歆门下门生丁隆等数十位侯爵、武官。

王莽没有半点姑息，下令彻查所有关联人员，最终受此案牵连下狱处死的公卿、列侯、世家子弟多达数百人，长安城朝堂一时间人人自危。

处置核心人员时，王莽刻意效仿上古处置凶徒的典故，将已经处决的甄寻、刘棻、丁隆三人遗体分别装入驿车，依照所谓三凶流放路线转运各地，以此警示朝野所有人不可擅造符命、妄生非分之想。

就连当时在天禄阁校书的扬雄，因曾与刘棻探讨古文生僻字，也被官吏传唤审问，险些受牵连获罪，最后才得以幸免。

这件符命大案也成为新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之一，经此一役，早年追随王莽开创基业的元老班子遭受重创，朝堂官员人人不敢直言，只剩一味顺从迎合之人充斥朝野。

王莽借此案树立绝对权威，却也失去一众老臣的真心拥护，朝堂内部离心离德的隐患不断加剧，为后续新朝改制乱象四起、统治根基快速崩塌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