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钱玄同40岁生日，突然想起了自己当年放话“人到四十不死就该枪毙”，正琢磨如何圆场，却发现胡适等人已经在报纸上替他登了讣告！

主要信源：（中国作家网——“被死亡”的钱玄同）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位教授叫钱玄同，学问大，脾气更大。

他是章太炎的弟子，肚子里装满了旧学，偏偏又是新文化运动里冲在最前面的猛将。

那时候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校里的人什么话都敢讲，钱玄同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看不惯那些抱着老规矩不放的封建遗老，尤其是过了40岁还顽固不化的人，心里憋着一股火。

有一回当着众人的面，拍着桌子撂下一句狠话：“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这话说得干脆利落，一点余地都不留，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可他压根没想过，自己也会有40岁那一天。

这话传出去以后，朋友们都记住了。

10年一晃而过，到了1927年9月12号，钱玄同正好满40岁。

他自己大概早把当年的话抛到脑后了，可胡适、刘半农这帮人却替他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商量着要给钱玄同办一场别开生面的“丧事”，打算在《语丝》杂志上出一期专号，专门悼念这位“已故”的钱玄同先生。

大家分工合作，有人写挽联，有人写祭文，还有人编挽诗，忙得不亦乐乎。

胡适更是兴致勃勃，说要好好捉弄一下这位老友。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年张作霖进了北京，城里气氛紧张，专号的事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不过，这场闹剧并没有就此收场。

第二年，钱玄同41岁生日那天，胡适又想起了这茬，特意写了一首打油诗寄过去，题目就叫《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

诗里头写得很有意思，开头就说：“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后面还调侃他“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劝他赶紧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免得在地狱里捣乱。

钱玄同收到这首诗，看完以后真是哭笑不得，可话是自己说的，收不回来了，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份玩笑。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北京的专号没发成，南方却有家报纸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抢先登出了钱玄同“去世”的新闻。

这一下可乱了套，外地的好多朋友和学生看到报纸，信以为真，纷纷打电报、写信到钱家吊唁，有的还亲自跑到北京来奔丧。

钱家的人莫名其妙，只好一遍遍解释，人还活着，好好的呢。

那些赶来悼念的人，一个个面面相觑，场面尴尬又好笑，就这样，钱玄同稀里糊涂地“死”了一回，又活了过来。

钱玄同之所以说出那样偏激的话，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从小他就讨厌繁琐的封建礼节，尤其是行跪拜礼。

后来家里又给他包办婚事，他对守旧的封建家长更是恨得牙痒痒。

在他看来，一个人过了40岁思想就容易僵化，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那句话本意不是真要杀人，而是表达对守旧势力的愤怒，只不过话说得太绝，把自己也绕进去了。

钱玄同和鲁迅的交情也挺有意思，两人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早年关系很好。

钱玄同当时在《新青年》当编辑，觉得鲁迅有才华，就跑去约稿。

鲁迅那时候在北洋政府当个小公务员，下班就抄古碑，对写作没什么热情。

钱玄同不死心，一趟趟跑去找他，跟他说：“就算铁屋子再坚固，既然有人醒了，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打破的希望。”

鲁迅被他这番话打动，终于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可以说，没有钱玄同的坚持，就没有后来的鲁迅。可后来因为一些小事，两人渐渐疏远了。

有一回鲁迅去孔德中学找钱玄同，钱玄同指着他的名片说：“你的名片还是三个字吗？”

鲁迅回了一句：“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

这话里有话，暗讽钱玄同在名片上写“疑古玄同”四个字。

那次见面很不愉快，后来鲁迅在信里还抱怨钱玄同“胖滑有如，唠叨如故”。

直到1939年1月17日傍晚，钱玄同突然觉得头晕乏力，送到医院一查是脑溢血，抢救了没多久就走了，这回是真的走了，享年52岁。

回过头看，钱玄同虽然说话偏激，做事冲动，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实实在在。

他带头推广白话文，主张用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提倡汉字横排和简化字，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背后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他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劈开了旧思想的枷锁，虽然有时候用力过猛伤到了自己，但那股子冲劲和真诚，确实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