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磨难，人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将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江西法官）

1973年，北京一个普通的夜晚，停了电。

屋子里黑漆漆的，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哼唱一首歌，声音很低，像是怕吵到谁。

唱的是清华校歌，唱着唱着，声音就哽咽了。

这个老人叫梅汝璈。

二十七年前，他穿着黑色法袍坐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是11名法官里唯一的中国人。

那一年他42岁，意气风发，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可到了晚年，他给自己下了个评语，“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

要说梅汝璈这个人，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1904年他生在江西南昌，家里条件一般，但父亲管得严，逼着他读书。

他小时候干过一件傻事。

看剑侠小说入了迷，留了封信说要上峨眉山拜师学艺，揣着钱就走了。

结果半路上钱被偷光，只好灰溜溜回家。

这事被邻居笑话了好久，可也能看出来，这孩子骨子里有股倔劲。

12岁那年他考进清华学校，20岁毕业去了美国。

在斯坦福读完文科，又跑到芝加哥大学读法学，24岁就拿下了法学博士。

回国后在山西大学教书，跟学生说过一句话。

咱们的大学是洋人用庚子赔款建的，目的是培养崇洋的人，所以得“明耻”，得发奋把面子挣回来。

1946年，机会来了。

东京审判要开庭，国民政府选了他当法官。

他出发前留了胡子，让自己看着老成些，免得被同行轻视。

到了东京，第一件事就跟庭长韦伯杠上了。

韦伯想把中国法官排在英国后面，梅汝璈当场脱下法袍往桌上一搁，说不改过来他就走人。

最后座次按受降签字顺序排，中国坐了第三席。

国旗的摆放顺序他也争了一把，照样争赢了。

审判正式开始后，难处才真正显现。

11个法官里，好几个国家的本土没被日本炸过，对战犯没什么恨意。

印度法官巴尔甚至主张所有战犯无罪释放。

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也偏袒日本，连天皇裕仁都不让审。

梅汝璈明白，光喊没用，得拿证据说话。

他和助手没日没夜地翻材料，从国内调、从受害国调，光判决书就写了十几万字。

他跟助手撂过一句话。

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要是判不了死刑，他跳海谢罪。

最后投票结果是六比五，勉强过了半数。

七名甲级战犯判了绞刑，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

可梅汝璈心里清楚，天皇没审到，那些判了无期的，早晚也会被放出来。

果然，冷战一来，日本成了美国的桥头堡。

那些战犯陆陆续续被假释，终身监禁成了空话。

审判结束后，梅汝璈没急着回国。

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望透了，蒋介石许他司法部长的位置，他直接拒了。

1949年他从香港去了北京，在新政权里当外交部顾问，也当过人大代表。

可好景不长，新中国法学体系一边倒学苏联，他钻研了一辈子的英美法系没了用武之地。

他又是个直性子，看不惯就说，苏联的毛病也照说不误。

后来被划成右派，天天被叫去交代“历史问题”，连东京审判的事都被人泼脏水。

那件他视若生命的法袍，抄家时差点被烧掉。

他的儿子梅小璈生于1952年，长大后回忆说，小时候很少听父亲提过去的事。

一个在东京法庭上跟十国法官掰过手腕的人，回到家只剩下沉默。

停电的夜里，他一个人坐着哼校歌，大概是在回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吧。

1973年4月，梅汝璈在北京病逝。

《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登了讣告，篇幅不大。

他走的时候，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27年，那七个战犯的绞刑也过去了25年。

他这辈子，前半段是为国争光的英雄，后半段是被时代遗忘的老人。

从东京法庭上的慷慨激昂，到北京黑夜里的低声哼唱，这中间的距离，大概就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路。

我认为，梅汝璈的悲剧在于，他的专业和信仰在时代变迁中失去了容身之处。

他不是不懂变通，而是不愿意背叛自己相信的东西。

东京审判时他为国家争了脸面，晚年却连那件法袍都保不住。

这样的人，不该被遗忘。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让你在最该发光的时候发光，又在最该被善待的时候把你丢进黑暗里。

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的名字记住，把那段故事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