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对于韩宗琦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他负责解剖周恩来总理的遗体，此时距离周总理离世仅仅才过了3个小时。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几个小时后，他的遗体被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一场特殊的解剖即将开始，这不是普通的病理检查，而是总理生前亲自留下的遗愿：死后要做病理解剖，研究癌症发展规律，为国家医学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

当天晚上，无影灯在太平间亮起，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站在解剖台前，他从1950年起就是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母亲和邓颖超还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在他心里，总理更像家里的长辈。

当白布被缓缓掀开的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总理瘦得脱了形，腹部横七竖八布满了手术疤痕，最新的一道伤口还泛着淡红色，那是三天前最后一次手术留下的。

解剖开始后，更让人心碎的景象出现了：周总理体内的主要脏器几乎都有癌细胞转移，肝脏、肺部甚至大脑都形成了恶性肿瘤，病理科医生一边检查一边报结果，话音越来越轻，到最后几乎带着哭腔，没人敢相信，就是这样一副被癌细胞啃噬得千疮百孔的身体，在过去两年里还支撑着处理整个国家的大小事务。

据官方记载，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总理一共经历了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上一次手术台，到最后阶段，他已经两个多月无法正常进食，肠道麻痹带来的剧痛让他彻夜难眠，但他从来没喊过一声疼。

1975年下半年，周总理的体重已经降到了30.5公斤，也就是整整61斤，一个身高一米七多的大国总理，被癌症折磨得只剩一副骨架。

可就是拖着这副61斤的身躯，周总理在医院里也没停下工作，住院期间，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接见外宾63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20次，哪怕刚做完四个小时的大手术，人还躺在手术台上，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云南锡矿工人肺癌的防治情况，惦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1月7日晚十点，也就是去世前十几个小时，弥留之际的周总理还特意叮嘱守在床边的吴阶平大夫："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还是别人。

解剖结束后，韩宗琦亲手缝合好遗体，刚擦干净血迹，就见卫士张树迎和高振普捧着一个紫色旧包袱走了进来，包袱边缘磨得发毛，打开一看，韩宗琦当场就火了，里面全是旧衣服：灰色中山装洗得发白，布衬衣换过领子和袖口，内衣内裤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补丁，有的布料薄得几乎透光。 "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总理一辈子为国为民，走了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吗，"韩宗琦气得一掌拍在铁车上，"去拿新的，钱我自己掏，" 两个卫士低着头掉眼泪，半天才说出实情：不是他们不准备，是邓颖超大姐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许做新衣服，就选总理平时最爱穿、现有的最好的衣服就行。

邓大姐说，周总理活着的时候添件新衣服都难，领子破了就翻个面接着缝，走了更不能浪费国家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一把火烧掉，穿这身走，他心里才踏实， 韩宗琦听完半天说不出话。

韩宗琦当然知道总理的节俭，总理一件睡衣能穿十几年，打满几十块补丁；毛巾用得两边都毛了边，翻过来接着用；住了26年的西花厅墙皮掉了都不许修，可真到了送最后一程的时候，看着满包袱的补丁衣服，没人心里能好受。

最后三个人含着泪，小心翼翼地给总理换上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把每一处补丁都捋平整。韩宗琦退后一步，认认真真鞠了一躬，眼泪砸在冰冷的地砖上。

几天后穿着旧衣的总理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长安街上，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自发站在路边送别，哭声连成一片，很多人到那天都不知道，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身后没有留下一分钱个人财产，没有留下骨灰，甚至连一件没有补丁的寿衣都没有。

有人说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不要看他生前的光环，要看他身后的细节。解剖台上那61斤的身躯，藏着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全部付出；包袱里打满补丁的衣服，照见了他一生清廉的底色，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周恩来这三个字最沉甸甸的分量，他把自己彻底活成了人民的公仆，到死都没有半点私心。

半个世纪过去，人们依然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坐过多高的位置，而是因为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拥有多少，而是付出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