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开国将军许世友的侠骨柔情》）

1967年，军区大院外的高音喇叭日夜嘶吼，墙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口号。

就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开国上将许世友做出了一个改变八个孩子命运的决定。

事情的起因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海军副司令陶勇在上海突然离世，紧接着他的妻子朱岚也撒手人寰，留下的八个孩子瞬间成了没人管的孤儿。

最大的不到二十岁，最小的才七岁，他们在上海街头流浪，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躲进火车站的防空洞里。

许世友在无锡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处理军务，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沉默了很久。

陶勇是他从红军时期就一起打仗的老战友，两人在新四军时就并肩作战，后来一个去了海军，一个留在陆军，但书信往来从未断过。

现在老战友的孩子沦落到这般田地，许世友坐不住了。

他连夜联系了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让他想办法把孩子们接到南京。

肖永银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二话不说就派人去了上海。

当八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站在许世友面前时，这位在战场上从不眨眼的硬汉眼眶红了。

最小的女孩怯生生地看着他，眼神里满是恐惧和茫然。

许世友蹲下身子，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孩子们别怕，有许伯伯在。”

收留这些孩子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陶勇已经被定性，他的孩子自然就成了所谓的“黑帮子女”，许世友心里清楚，这事一旦传出去，肯定会惹来麻烦。

但他还是把自家的孩子赶去了集体宿舍，腾出主楼安置陶家的兄妹。

不仅如此，他还在军区大院门口架起了两挺56式机枪，竖起“军事禁区”的牌子。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就有人找上门来，一群造反派气势汹汹地要闯进去抓人。

许世友提着枪挡在门口，对着那些人吼道：“这里是军事禁区！没有军委的命令，谁也别想动这些娃娃！”

他扣动扳机，子弹击碎了树梢上的冰凌。

那帮人被这股气势镇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灰溜溜地散了。

许世友知道，光靠硬顶不是长久之计。

他和肖永银商量了一个秘密计划，把男孩们送到坦克部队，改名叫“烈士子弟”，女孩们改姓许，安排到军区卫校学习。

肖永银找来一条木船，趁着夜色把孩子们偷偷渡过长江，送到了装甲兵训练基地。

他对孩子们说：“当年我领军渡长江时，百万雄师也是坐着这样的木船过去的，今天你们也一样，一定能闯过去。”

在许世友的严格培养下，陶勇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成了才。

三子张小勇进了坦克部队，零下二十度的冬天，他趴在雪地上检修履带，双手冻得裂了口子。

班长看他干得这么拼命，还以为他是装样子。

张小勇举起血淋淋的手说：“我爹说过，当兵就要有个兵样！”三年后，他成了全军最年轻的坦克连连长。

1972年，张小勇站在国产051型驱逐舰上，对前来视察的许世友立下誓言：“父亲没完成的强军梦，我来接着干！”

多年后，他戴着父亲留下的那块苏制海军表，在“济南舰”的首航仪式上拉响了汽笛。

那三声鸣笛的频率，正好和陶勇生前指挥的那艘军舰遇险时发出的求救信号一模一样。

后来有人查了南京军区的档案，发现许世友在那些年里一共庇护了47个像陶勇孩子一样的“黑帮子女”。

这些人里面，后来有23个当上了将军。

肖永银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那两挺机枪架起来的，不只是将军的怒火，更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还没有泯灭的良心。”

那年冬天，许世友每个月都会从工资里拿出30块钱给孩子们买吃的用的。

他自己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巴，为了省下这笔钱，连烟都抽得少了。

田普更是整宿整宿地在灯下缝补衣服，把许世友的旧军装改成小号的给孩子们穿。

有时候孩子们在学校被人欺负，哭着跑回来。

许世友不哄也不劝，只是把他们带到书房，指着墙上的勋章说：“你们的爹是大英雄，谁再敢欺负你们，就挺直腰杆顶回去。”

这些孩子后来都长大成人了，有的当了军官，有的做了医生，还有的成了工程师。

但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冬天，忘不了那位在军区大院门口架起机枪的将军。

在那个最寒冷的季节里，是许世友用他的肩膀为他们撑起了一片天。

这份恩情，就像那两挺机枪一样，永远立在那里，不会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