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灭，天理难容？”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曾发起网络签名，主张取消中医药。这样的话出自一名中国学者、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高校教授之口，真的合适吗？

2006年春天，网络上的一场争论突然烧了起来。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质疑中医的理论基础、疗效判断和用药安全。

几个月后，他与旅美医生王澄发起网络签名，向国家发改委提交公开建议，主张修改相关法律条文，并让中医在5年内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到民间作为补充存在。
 
这并不是一句“取消中医”那么简单，却很快被压缩成了最刺耳的几个字。

支持者说，医学必须接受实验和证据检验；反对者则认为，把一个延续已久、仍被大量患者使用的医疗体系整体赶出公共医疗，过于仓促。

争论从专业期刊涌进论坛、报纸和电视节目，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一度出现“万人签名”的说法。
 
真正公布出来的数字，却远没有传言中那么夸张。2006年10月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经调查，参加这次网络签名的只有138人，并非所谓的“万人”。

原卫生部此前也明确回应，中国不会取消中医，中医药是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场风波没有改变政策方向，却把中医该不该存在、该怎样证明自己，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
 
我认为，当年的争论之所以一直被人提起，不是因为138个人真能决定一个医学体系的去留，而是它碰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

有人把古籍里的每句话都当成不容怀疑的结论，也有人只要看见“阴阳”“经络”这些词，就认定其中没有任何值得研究的内容。

两边都在抢着下结论，真正困难的工作反而被挤到了后面：哪些方法有效，适用于什么疾病，风险在哪里，证据究竟够不够。
 
医学不能只靠年代久远来证明正确，也不能因为理论语言古老就直接判定无效。一个方子用了几百年，不等于它天然安全，同样，一段传统经验尚未被现代医学解释，也不代表其中一定毫无价值，疗效、安全性、适用范围和不良反应，都需要通过可以核验的方法一点点弄清楚。
 
屠呦呦团队寻找抗疟药物的经历，正好说明传统线索和现代研究怎样衔接。

她在查阅古代医药文献时，从《肘后备急方》关于青蒿“绞取汁”的记载中获得启发，随后调整提取方式，用低温乙醚提取减少有效成分受热破坏。

经过筛选、实验和分离纯化，团队最终得到青蒿素。古籍提供了方向，真正把线索变成药物的，则是持续的实验验证和现代药学方法。
 
我认为，这种路径比“全盘相信”或者“全部抹掉”都更实际，传统经验可以成为研究起点，却不能自动成为临床结论；现代科学负责提出可重复的验证办法，也不必先把传统知识一概赶出门外。

能被证明的留下，证据不足的继续研究，确认无效或风险过高的停止使用，这才是医学体系正常更新的方式。
 
此后，中医药的发展逐渐进入更明确的制度轨道。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通过，并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传承发展、服务管理、人才培养和法律责任都被纳入专门法律。

法律确立中医药地位的同时，也要求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和中药生产经营活动接受规范管理，并非给任何打着“祖传”名号的做法开一张免检证明。
 
到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任务覆盖中药材种植养殖、加工生产、流通储备、临床使用和质量监管。

2024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达到103704个，中医药卫生人员为115.9万人，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到16.8亿人次。

2026年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公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传统医药服务体系。面对这样的现实规模，讨论早已不能停留在“保留还是取消”这两个简单选项上。
 
我认为，20年前那场风波留下的真正问题，到今天仍没有过时。中医药不能只靠文化感情维护，也不能靠几个成功案例替整个体系担保。

质疑者也不能用少数乱象，把所有临床实践和研究线索一笔勾销。一个体系能不能继续存在，最终要看它能否不断把经验变成证据，把风险写进规范，把错误交给制度纠正。
 
争论当然还会持续。有人看重长期形成的诊疗经验，有人更关注随机对照试验、成分分析和不良反应监测，这些关注并不天然冲突。

真正有价值的方向，是让每一种治疗都尽可能说明它能解决什么问题、证据达到什么程度、又有哪些边界。到了那一步，中医不需要靠口号证明自己，反对者也不必靠一句“退出”结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