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被捕的老牌特务李家琪被很多人称作最后一名国民党北平站潜伏站长，公安逮捕他的时候，他正在家中，这个人就是李家琪。

2 月 1 日上午 9 时许，一辆警车停在北京宣武区西河沿大耳胡同路口。39 号院的一间屋里，56 岁的李家琪身穿中山装，坐在沙发上抽烟。

他身材矮胖，头顶已经秃了，说话有些结巴。公安人员走到他面前核对姓名，出示逮捕证，宣布依据当时刑法第九十七条将其逮捕。手铐戴上后，他在逮捕证上签名，随即被带离。

审讯开始后，李家琪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 1927 年 4 月 21 日出生于河北丰润，少年时期随父亲来到北京。

1941 年，他还在读高中，便参加 “华北铁血锄奸团” 行动队，担任交通员。此后，他先后担任军统上尉参谋、大队长以及保密局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

1947 年 8 月，李家琪进入鲁中南解放区从事特务活动时被人民解放军捕获。1953 年 11 月，济南市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 15 年，他随后被送往青海服刑。

1958 年，他又因涉嫌犯罪，被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75 年获得宽大释放后，他留在当地就业，直到 1981 年 1 月才正式回到北京。

获得重新生活的机会，并没有让李家琪停止过去的活动。1979 年初夏，与他一同在青海劳动改造过的陈天民准备前往荷兰探望儿子。

李家琪陪其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并在陈天民离境前提出请求，希望对方设法联系原来的特务机关，或者寻找一名被称作 “李家宝” 的联络人。

为证明身份，李家琪交出了两个关键信息：他在 1947 年使用的化名是 “郑辰”，代号为 “1078”。陈天民离境约一个月后寄回消息，称已经找到 “李家宝”。

不久，一封以亲属问候为掩护的来信寄到青海，李家琪由此恢复了秘密联系。

刚刚接上线时，李家琪从马背上摔下，腰腿受伤，多次推迟见面。1980 年 9 月，他终于与境外派来的人员接头，接受搜集情报、发展人员的任务。

从 1979 年恢复联系到被捕，他寄出约 100 封密信；把明信片计算在内，秘密往来超过 120 封。表面上看，这些只是一封封普通邮件，背后却是一条持续运转的情报通道。

回到北京后，李家琪把目标伸向能够接触内部材料的人。仇云妹是他新婚妻子的养女，当时在中国农业银行监察司工作。

公开报道确认，她利用工作条件向李家琪提供机密文件。李家琪依靠家庭关系降低对方戒心，再把获得的材料交给境外人员。

熟人身份成了掩护，也让这起案件的现实警示更加直接：泄密往往不是从陌生人的强行索取开始，而是从一次看似随意的询问、一次违规带出文件开始。

1983 年初，从香港进入北京执行任务的特务交通员蔡苹被公安机关查获。随着接头人员、秘密通信、文件来源和资金物品等线索逐步对应，案件具备了收网条件。

2 月 1 日，李家琪和仇云妹被依法逮捕。公安人员在李家琪住处查获了拟发展人员名单、密写药剂、显影药剂以及特务经费等证据。

1983 年 4 月 4 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案件告破。李家琪当时的身份被公布为国民党情报局华北地区特派员、北平站站长，蔡苹是特务交通员，仇云妹则是向其提供机密文件的涉案人员。三人在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

从 1941 年进入军统系统，到 1983 年再次被捕，李家琪的活动跨越 40 多年。这个案件留下的关键，不是一个人的外表是否可疑，也不是家中某件物品是否显眼，而是任何涉及秘密文件的岗位都必须守住制度边界。

关系再近，也不能把不该说的内容说出去；理由再普通，也不能把不该带走的材料带出单位。一次松动，就可能成为整条情报链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