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20 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早期党员；1923 年脱党；1957 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三个年份摆在一起，很多人会纳闷。

一个亲手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人，怎么会中途离开组织，隔了三十四年才重新回去，而且回去的方式还相当特殊，跟一般党员完全不是一回事。

先说这个人是谁。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一师任教。

1920年，陈独秀请他把《共产党宣言》全文译成中文，他回到义乌老家，躲在柴房里字斟句酌译完全书，这是国内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他这辈子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

同年，他跟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属于最早一批成员。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他已被推举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人选，但因为一大筹备期间党内活动经费怎么分配起了争执，牵连到他本人，最后他没有出席一大会议。

一大之后，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他仍被推举为第一任书记，算是当时党内为数不多的核心岗位之一。

这个书记的位置，他没有坐太久。

他不满陈独秀在党内决策上的家长式作风，加上此前经费争执留下的积怨，1922年他向组织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并要求脱离组织。

党内派沈雁冰（茅盾）出面劝说，他没有回心转意。

1923年8月，已是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上海地方委员会会议，专门提出要缓和对陈望道等人的态度，劝他撤回退党的想法，陈望道依然坚持己见。

中共三大之后，他正式脱离了党组织。这里要说清楚一点，核心矛盾牵扯到党内决策方式和早期经费管理这类实实在在的问题，比笼统的"工作方法分歧"要具体得多。

放在建党初期那个规矩都还没立稳的阶段，几位骨干因为具体事务闹意见、拂袖而去，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孤例。

脱党不等于放弃信仰。他当时明确讲过，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只是想换一种方式，在党外为党做事，或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此后他辗转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专心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写出了后来被公认为汉语修辞学奠基之作的著作，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还多次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掩护、保护进步学生。

1949年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点名要找的人之一，复旦新闻系当年险些因为院系调整被裁撤，也是靠他两次专程赴京力争才保了下来。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与他长谈，聊起当年的往事，这次谈话让他重新生出归队的念头，随后他向上海市委透露了这份心愿。

上海市委把情况报给中央，毛泽东很清楚他当年离开的缘由，也了解他这几十年为党做的事，给的批示是：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1957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文，同意接收陈望道入党，他由此成为一名不公开身份的特别党员，这在建党以来的入党程序里都算是极其罕见的特例。

这个身份一直保密到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代表名单公开后，外界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距离1923年正式离开，刚好34年。

这段经历放在今天看，能给人一个提醒。

一个人暂时不在组织里，不代表他心里认的东西变了，陈望道用几十年的教书、护校、护学生做了证明，这份坚持比任何一句表态都实在。

但反过来看同样重要：他最终没有自说自话、自成一派，主动回到组织里，接受组织的认可和安排，这才是这段经历真正的落点。

一个人可以在组织之外坚守信念三十多年，但信仰归根结底要回到组织生活里经受检验，光凭自己心里认定，还不算一个完整的答案。

一个人心里认定的东西，最后还是要靠一次次的选择去验证，光靠嘴上说说，撑不了三十四年。

信息来源：人民网·京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