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那天南京的冷风刮得人骨头缝里都疼。军区大门的岗哨远远就看见四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墙角，最大的那个十二三岁，棉袄上的补丁摞着补丁，破布鞋里脚趾头都顶了出来。

他攥着妹妹的手，身后两个小的冻得嘴唇发紫，整个人缩成一团。警卫员跑进去通报的时候，许世友正趴在桌上批文件，头都没抬就吼了一嗓子：“不见！”警卫员转身要走，又硬着头皮多补了一句：“是陶勇的四个孩子。”钢笔“啪”地掉在桌面上，墨点子溅了一地图。

许世友猛地站起来，椅子撞得歪到一边，冲着警卫员就吼：“愣着干什么！快去接人！”这四个字“陶勇的孩子”像一把刀子扎进了这个铁血将军的心窝子。

他太清楚陶勇是谁了。

那是从大别山一路跟着他杀出来的老兄弟，是一起蹲在战壕里分一个烤红薯的过命交情。当年川陕反围剿，陶勇被敌人的机枪压在山谷里动弹不得，是许世友拎着大刀片子带着人杀进去，硬生生把他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

孩子们被领进办公室的时候，许世友正站在地图前面。

他转过身，看见四个小身影挤在门口，脸上脏得就剩一双眼睛还亮着。他走过去蹲下来，嗓子眼儿发堵，开口第一句话是：“吃饭了没有？”孩子们摇摇头，最小的那个女孩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许世友冲着门外就喊：“让厨房下面条！多卧几个鸡蛋！”又让警卫员赶紧去拿饼干。面端上来冒着热气，四个孩子狼吞虎咽，烫得直咧嘴也不肯放碗。

等他们吃得差不多了，最大的那个男孩才开口：“许伯伯，妈妈走之前，让我们来找您。”许世友把手按在他肩膀上，大手沉甸甸的：“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可孩子一共八个，眼前只有四个。

老大说，二哥带着老五往上海找舅舅去了，小叔和六妹可能还在安徽那边。许世友听完没吭声，走到桌边拿起电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我许世友。找几个孩子，陶勇的孩子。活要见人，一个都不能少。”

派出去的全是跟了他多年的老部下，信得过。

许世友自己家里一下子添了四张嘴，他把书房腾出来给男孩们住，两个女孩就跟他小女儿挤一屋。每天晚饭他必定赶回来跟孩子们一起吃，夹菜夹得碗里堆成小山。夜里听见哭声他就过去看，一个打过无数次硬仗的铁血将军，笨手笨脚地拍着最小的那个女孩的背，一下又一下。

找孩子的事没那么顺当。

一个多月后才有消息传回来，在上海郊区一个废弃厂房里找到了老二和老五，老二正发着高烧。又过了二十几天，在安徽一个小县城里，最后两个孩子被找到了——老部下装成跑生意的，在街边认出了正在乞讨的兄妹俩。八个孩子，全齐了。

那天晚上饭厅摆了一大桌子菜，许世友端着一碗汤，看着一张张还带着惊惶的小脸，只说了一句：“从今天起，你们就在这儿好好长大。”

可许世友心里清楚，孩子不能一直留在身边。他把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叫来，肖永银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跟陶勇交情不浅。许世友开门见山：“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你说怎么办？”肖永银心里一酸，就算这事儿可能惹麻烦，这个忙也得帮。

两人合计让几个男孩去装甲部队当兵，那儿规矩严，外人插不进手，安全又有个前程。许世友特地交代肖永银：“陶勇已经没了，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咱们以后没脸下去见他！”

消息传开后，其他受冲击的将领也把孩子往南京送，许世友来者不拒。

后来这事惊动了上面，周总理亲自打电话问肖永银：“你们南京军区到底招了多少娃娃兵？”肖永银在电话里跟总理说了实话：“总理，这些娃娃都是老战友的后代啊。”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最后没有追究。

陶勇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领，1967年1月21日那天下午，被人发现死在东海舰队第四招待所后院花园的水井里，头部有外伤，死因至今成谜。没多久妻子朱岚也跟着走了。

八个孩子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在那个年代，许世友自己也在漩涡边上打转，可他还是把八个孩子全揽了过来。有人说他犯傻，自身难保还往身上揽麻烦。许世友根本不搭理这些话，在他眼里，什么派系斗争都比不上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情。

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老三张小勇先是在坦克部队当兵，后来去了海军，成了中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的首任舰长。

其他孩子有的成了军工专家，有的当了民政干部专门帮扶军烈属，最小的那个考上医科大学后主动申请去了边疆医疗队。每年清明节，他们都会相约去给许世友扫墓，在墓前摆一盘红烧肉，那是困难时期将军总给他们加菜的特权。

信息来源：参考全网搜索内容中相关报道《陶勇夫妇被害后，许世友挺身而出，亲自照顾他们的八个孩子》（网易号“历史客栈”，2022年11月5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