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一旦供应不足，就会去白区筹集粮款，“到白区乱抢东西是普遍发生的”。当游击战发展到城市后，“农民便摧毁城市以泄愤”。闽西地方苏维埃组织农民攻城时，农民高喊“杀尽城内人”、“烧尽城内屋”，他们说打进了城不但要杀尽、烧尽、抢尽，还要把城墙拆去。
红军打罗源县城时，当地群众拿着梭镖、扁担排了五里地，县城一打下来，“就自动的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 “土豪劣绅跑了，贫困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贫农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银钱宝贵的物件，下至很破很败的衣服，都把它掠回来，土豪劣绅存下来的小儿老人，也杀的鸡犬无存”。毛主席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
滕代远在报告中说，“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许多地区“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红军从江西上饶撤退后，民团“不问首犯盲从，一律处以死刑，遭冤枉而死者，不知凡几”。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在革命方面犯了盲动主义、报复主义的错误……赤卫队在吴公山一烧就烧了一千多家房子，这样越发使他们接受豪绅地主的欺骗，反对革命了”。
红四军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红一方面军前委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公开赔偿。
鉴于赤卫队、游击队军纪很坏，红军在打下县城后不许他们进城。红五军占领袁州，当晚有一千多人进城抢东西，红军派部队弹压，农民抢夺红军枪支，士兵开枪打死人后才制止了混乱。
因为怕农民反感，中共更多是教育和引导，所以抢掠行为无法根除。群众“从棉被到饭碗，火钳都要被他们带着回去。而且还说我跟你们打土豪，你们是很划算的，我们只拿一点东西，你们却由我们的帮助，罚了很多钱、得了很多武器”。
何应钦在给陆海空总司令部的报告中说：“此地民风最为强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损甚大，视为赣南苏区最大障碍……守寨不屈，即被攻破村圩，多数民众仍怀报复之心，是以我军一到，良民大半归来，热烈欢迎”。
国民政府泰和县长帅学富组织由苏区逃出的难民到苏区抢劫，他对难民说：“你们挑选年富力强壮丁，跟在保卫团后面前进，待我打进匪区村子后，见牛牵牛、见谷挑谷，但不准私藏，由你们的委员会公正合理的配给每个难民，得来的枪支，亦交由你们义勇队使用……从此我这个县长，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头子了……”。之后，“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配合民团向苏区进攻，抢掠苏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
因为赤白对立，苏区“经济不能流通，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不能出售，一般农民所用油盐等必需品也买不到。豪绅地主被赶出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侵犯了贫苦工农利益，我们部队一到该地，群众常常躲到山上，甚至拿长筒火炮打我们”；“到处都向我们开枪，捉杀我们的伤兵及落伍士兵”。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五次反围剿前在闽西作战，群众对我们态度不热烈，地主不给田地，逃到白区；富农给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