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博士说： “只要你长期压抑情绪，或者爱钻牛角尖，不用多，就三年五载。你会明白，所谓的慢性病，根源不在身体，在性格。
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气头上不发作，半夜里胃疼醒。你以为是身体出了毛病，其实是性格在替你受罚。”

上海有个女人，叫于娟。复旦大学青年教师，海归博士。她老公是大学副教授，儿子两岁多。2009年12月，她31岁，确诊乳腺癌。晚期。

不是家族遗传。不是饮食问题。不是环境污染。她躺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想自己这三十年，用笔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后来这些文字成了一本书，封面印着一句话：“我们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认清活着的意义？”

于娟从小就是个要强的人。读书要第一，考学要名校。工作要出色，评职称要赶在前面。她本科上海交大，去挪威留学，拿硕士学位。回国又考了复旦博士，留校当老师。一路顺风顺水，可每一步都是咬着牙走过来的。

她做学问也较劲。别人发一篇论文，她发两篇。别人评讲师，她想评副教授。别人晚上十点睡，她熬到凌晨三点。困了喝咖啡，再困喝浓茶。实在撑不住了，趴在桌上眯一刻钟。醒了继续写。

2009年秋天，她开始腰疼。疼得直不起来。去校医院看，大夫说腰肌劳损。开了膏药贴，贴了没用。又去拍了片子，骨头没问题。

她没当回事。以为是累的。休息两天就好了。可那会儿她手头三个课题没结，两篇论文没改，一天都歇不下来。她跟老公说：“等我评上副教授，我就好好歇一歇。”

老公劝她去医院查查。她嫌排队耽误时间。又拖了几个月。几个月里，她照常加班，照常熬夜，照常跟人争课题、争经费。腰越来越疼，腋下也开始疼。她夜里翻个身都疼出一身汗，第二天照常爬起来去上课。

2009年12月底的一天，于娟在家里疼得晕过去了。老公打了120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乳腺癌晚期。全身骨转移。腰椎、肋骨、肩胛骨，到处都是病灶。

医生把她老公叫到走廊上，说：“太晚了。你们早干嘛去了？”

于娟醒了以后，问老公什么病。老公不敢说实话，说“良性肿瘤，没事。”可她自己是博士。她从药单上看出来了。从大夫躲闪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她没哭。她只是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眼睛一动不动。

化疗开始了。红药水打进去，浑身像被火烧。头发一把一把掉。她摸着自己的光头，拍了张照片，配了一行字：“光头挺好的，洗头省水。”

她开始回忆这三十年。回忆自己为什么停不下来。回忆那些熬过的夜，争过的第一，咽下去的委屈。

她后来总结过，得乳腺癌的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很少，反而多是争强好胜、急躁、控制欲强的人。她承认自己就是这样。不高兴了不发作，委屈了不说，生气了憋着。脸上笑嘻嘻的，心里翻江倒海。所有的负面情绪，她没有消化掉，全攒着。攒到了三十岁，身体扛不住了。它替她发了脾气。

2010年初，于娟在病床上收到一封邮件。是学校发来的。通知她评上了副教授。她看了半天，把手机放下。跟老公说：“评上了。可有什么用呢？我起不来了。”

老公握着她的手，一句话说不出来。她又说了一句：“我这辈子最大的错，是用命换了那张纸。”

于娟开始劝身边的人。劝她老公别熬夜。劝她朋友别较劲。劝她学生别为了拿奖学金把身体熬坏。她弟弟来看她，她拉着弟弟的手说：“你脾气别那么急，有什么事慢慢说。气头上讲的话，最伤人。先伤别人，再伤自己。”

她弟弟说：“姐，你别操心了。你好好养病。”她说：“我养不好了。我写下来。你们看。”

她说过一段话，后来被很多人转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2011年4月19日凌晨，于娟走了。33岁。从确诊到走，不到一年半。

后来有人问她老公：“于娟生前最后悔什么？”她老公沉默了很久。说：“她最后悔的，不是没评上职称。是评上了，她起不来了。她其实不在乎那张纸了。她在乎的是，她两岁的儿子，以后记不住她的样子。”

化疗时，隔壁床一位阿姨问她：“姑娘，你什么学历？”她说：“博士。”阿姨说：“博士好呀，有文化。”于娟笑了笑：“阿姨，博士不如有个好身体。”

阿姨也笑了。笑着笑着，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一个拿了博士学位、发了核心期刊、评了副教授的人，最后用一个道理跟这个世界告别：别跟身体较劲。别跟情绪过不去。你忍下来的每一口气，身体都替你记着。你咽下去的每一次委屈，细胞都替你扛着。扛不住了，它就倒了。

可世界上哪有后悔药？于娟若有来生，她不会选那张证书。她会选一个不堵心的脾气。她会在想哭的时候哭出来，在生气的时候说“我不高兴”，在累的时候说“我歇一会儿”。

她不会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可惜没有来生。只有活着的我们，从她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影子。然后问自己一句：你手里攥着的那口气，值不值得你拿命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