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清代学术史上的“疏证”体（以下摘自 胡琦《博我以文：清代前中期的古文与知识秩序》第十章）

简言之，《汉书•儒林传》原文之“疏通”，乃是取“疏“字“通达”之本义，阎氏取熔《汉书》，自铸其词，则特别强调“疏”字“分别”之引申义，其中固然有颜师古注作为依据，但更为重要的用意，则是以“疏”字表明《疏证》“条分缕析”的写作方式。因此，由《尚书古文疏证》开创之“疏证”著作，究其名义，略有两端：“证”者，在以文献考据、思考识断“证明”其说；“疏”者，则体兼二义，一是“疏通”古书疑难之撰述宗旨，二是“分疏”条列的写作方式。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作，不但以其辨伪之思想、考证之方法，对有清一代之学术产生重大影响，就其著作体裁而言，亦颇具开创性。前文已经提到，以“疏证”名书，昉自阎氏而大盛于乾嘉。事实上，即“疏证”一词，在清代以前用例亦鲜。当然，循名责实，《尚书古文疏证》分条胪列的写作方式，自非前无古人，六朝以来兴起之经“疏”，乃至汉以降的章表奏“疏”，内中都有非常类似的因素，但阎若璩的“疏证”体，全书完全分条论述构成，每条自为专题、各有标目，内部又以“按”“又按”分出小条，显然是有意的设计。如果放在经部传注之书的传统中看，《疏证》并不按照《尚书》原书的章节、段落次序，亦步亦趋地加以解释考辨，而是“另起炉灶”，自为组织，近于专题研究的做法，其实就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注经之书“附经”的属性，这一点颇值得留意。这一特点显然与《疏证》的著作主旨有关——盖此书之撰，本为辨《古文尚书》之伪，而非批注、阐释《尚书》原文，故而可以在形式上也别出心裁。

从“著述方式”来看，“疏证”其实可以看作“札记”的另一种“成书”方式。考证学者“言必有据”的治学思路，要求其著作中每立一说，皆须征引众多文献以为佐证；而对这些文献本身的辨别，以及对文中字词训诂、典章度数的考索，则为其整体论述带来很多枝叶。各条“枝叶”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可能甚为复杂，单篇的“考”“辨”文体，从篇幅容量和逻辑框架来说，皆难以完全囊括之。条分缕析的札记、按语，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这种细密、枝蔓的思考和论证方式。在这一点上，《日知录》与《尚书古文疏证》的处理方法有所差别。《疏证》一百二十八大条之下，先有一“主体”小条，后面再用“按”“又按”“或问…… 余曰”等语，低一格引出更多小条，前已说明。而《日知录》中，则是以小字夹注的形式，在正文之余补入一些背景知识、细节考证、引申议论之类，视觉形式上相对更为俭省而明晰。同时，“札记”如何成“书”，也是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盖札记条列，本有零碎琐屑之虞，如何能获得一个“骨架”，对其“成书”甚 关键。《日知录》为此着意经营了“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结构，而《尚书古文疏证》则是以《古文尚书》之辨伪作为主轴，贯穿全书。以一种古书为归依，其实正是“疏证”形成整体系统的方式，亦是其与传统“注疏”类著作的接近之处。清人之“疏证”著作，以经部为主，乃是继承阎潜邱，以“疏证”为治经之体；不过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以“疏证”作为研究古书之法，实又不仅限于经籍、史志，更是涉于集部、子书。

如果回到乾嘉汉学的主流中来，阎若璩之后，利用“疏证”之体进行学术写作，而又对整个乾嘉学术产生重大影响者，事实上还当推戴震，其《孟子字义疏证》和《方言疏证》两书，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改进了“疏证”之体例：前者是将“疏证”体阐发义理的经典巨著，后者则开启了“疏证”在小学专书研究上的广泛应用。

实际上，疏证一体何以在小学一门中特别形成一个谱系，本身就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仅仅以戴震《方言疏证》、王念孙《广雅疏证》的典范效用作为解释，大概只能算是得其一端。在学术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典著作在治学宗旨乃至写作体例上的示范作用，自然不可小视，戴、王二家在清代小学史上的地位，也应无可置疑。不过，如果更进一步以理揆之，则疏证体在清代小学著述中的流行，其内在原因不能不归之于疏证之体本身与《尔雅》《方言》《广雅》《释名》诸书，颇相适应。前文已经提到过“疏证”不同于“注疏”，其一大差异便在于“注疏”理论上是注解经籍之作，因此需要对原书字词训诂、篇章大意等加以解说，与“原文”的关系更紧密，而且解释性的内容常常是随原文需要而定，或一二语而字训已通，或数百言而经义乃见，未必都可以归纳成一条一条的“疏证”形式。但《方言》《广雅》这一类古书则不同，盖其本系字典辞书之类，体例本来就是逐条罗列，因之更为“疏证”，便非常自然。如果是其他大段成文之古书，将“疏证”的“条目”穿插其中，就不免有割裂原文之病。对于此类情形，反倒是仅以一二语标识所“证”词句，甚或是不录“原文”，更为得宜。例如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皆是不备录原文，只是举班书及颜注之词组，然后提行下一格书其“疏证”之语，全书之结构，便如此“条分缕析”而“集腋成裘”。宋世荦的《周礼故书疏证》和《仪礼古今文疏证》，也只是摘取原书部分文句，下以疏语，并不求遍及全书。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本属辑佚性质，自然便是逐条排列所辑得之翼氏原文，再加以疏通说解。研究内容与写作方式之相互适应，于此亦可见矣。

乾嘉以降，疏证之书既广泛流行，与之相应，“疏证”一词亦成为学术表达中之重要术语。“疏证”在明以前之文献中甚罕见，前已论之。入清以后，便多见用之论学者。不过，从《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可以看到，“疏证”之语并不专指名为“疏证”之书，而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使用，指涉类似的研究方式。引经据典、分条论述、证明精确等等，大致上是“疏证”的基本特点。

乾嘉以降，“疏证”一词更是几成考据汉学的代表性话语。举凡注释经籍之作，常常以“疏证”概括其研究旨趣。“疏证”的对象，除了经籍本身，也可能包括前代注疏之遗产。不但传统的解经注史之书可以“疏证”，“以学问为诗”也可以是“疏证”。同时，不但形诸文字之著述可以疏证，平日的往复讨论、书简相商，乃至口头的论辩，也可以疏证。“疏证”作为一种解释经典、撰写著述的主流方法，在乾嘉考据学之中居功甚伟，不难见之。

不过，更可言者，乃在“疏通证明”骎骎乎成为对“乾嘉汉学”的整体性指称。沈垚总结乾嘉朴学之成绩，以为：

近世贤者所为若高邮王氏之于经，嘉定钱氏之于史，实事求是，疏通证明，可以质古人，可以诒来者。

正以“疏通证明”概括“近世”学术之精要。降及晚清，张之洞更以“疏证”为尊经书院课士之法，安排“每课发题经解，题必出先儒已有确解定论者，使之疏证，以觇其悟”，并自注云“疏证者，比类引书以征实”。这大概可以作为晚清人对“疏证”的一个代表性的定义，所谓“比类”，正言其条列之体也，“引书”，则言其引据之实也。张之洞对“疏证”的理解，正可与阎若璩“疏通证明”之说遥遥呼应，一首一尾，显示出“疏证”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承传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