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水淹七军后若班师回朝，荆州仍守不住？背后真相令人咋舌

公元219年，关羽从南郡北上，围攻曹仁驻守的樊城。入秋后连续大雨，汉水暴涨，于禁率领的援军被洪水困住。关羽借助舟船发动进攻，于禁投降，庞德被俘后遭到处死。这便是后来常说的“水淹七军”。
这场胜仗确实把关羽的声势推到了顶峰，周边一些反曹力量也纷纷响应。可胜利背后很快冒出一个现实难题：大批俘虏需要看守，更需要粮食。
关羽原本就远离江陵，军粮要沿着漫长路线不断送往襄樊。前线突然多出数万张嘴，补给压力可想而知。看上去是赢了一场大仗，实际也背上了一个沉重包袱。
有人觉得，此时见好就收，马上掉头返回江陵，局面也许就能扭转。可古代大军撤退，远没有地图上画一条线那么容易。
营寨要拆，伤兵要带，粮草、船只和俘虏都得安排。队伍一旦露出退意，樊城里的曹仁和赶来的曹军援兵，就可能趁机追击。撤得慢会被缠住，撤得太急又容易乱了阵脚。
更关键的是，于禁败了，并不代表曹军已经无兵可用。
曹操很快调徐晃救援樊城，还命令他等后续兵力到齐再向前推进。徐晃后来连续攻破关羽外围营寨，迫使关羽解除樊城之围。也就是说，关羽即使提前南撤，仍要提防徐晃从北面一路压迫，根本不可能毫无牵挂地全速回军。
曹操一方还看到了另一个突破口。司马懿、蒋济判断，孙权不会愿意看到关羽继续坐大，便建议从东吴方向牵制关羽后方。
这个建议被曹操采纳后，襄樊战场便不再只是关羽和曹仁之间的较量。曹军在北面死守，东吴准备从背后下手，两股力量逐渐形成夹击之势。
就在关羽盯着樊城时，东面的吕蒙也一直盯着江陵。
吕蒙想夺取南郡，并不是水淹七军之后才突然冒出的念头。关羽北伐之初，曾在公安和江陵留下不少守军，这说明他心里很清楚，东吴随时可能从背后动手。
吕蒙发现关羽防备严密，没有贸然强攻，而是假称病重，主动离开前线，又让名声还不算大的陆逊接替自己。
陆逊到任后，把姿态放得很低，还写信称赞关羽的战功。关羽认为东吴暂时不会动手，警惕心逐渐降低，又把一部分留守兵力调往襄樊前线。
这个变化极为要命。江陵城墙仍然坚固，仓库也还在，可真正能够守城的人越来越少，江边的烽火台和岗哨也变得孤立。
孙权决定出兵后，吕蒙把精兵藏在船中，让士兵换上商人装束，沿长江快速西进。关羽布置在江边的哨所被悄悄控制，前线迟迟没有得到准确消息。

东吴水军顺着长江推进，速度很快。关羽从襄樊向南撤，却要带着一支刚打完硬仗的军队，还得处理粮草和俘虏。双方根本不是同一种行军状态。
真正让荆州防线突然垮掉的，还不是兵力多少，而是内部早已出现裂缝。
守公安的士仁、守江陵的糜芳，与关羽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北伐期间，两人供应军需不够及时，关羽曾放话，等自己回来后要追究责任。
这句话从前线传到后方，没有让守将更加卖力，反而让他们更加恐惧。他们担心关羽回来治罪，又看见东吴大军已经逼近，抵抗的决心自然越来越弱。
吕蒙抓住的正是这种恐惧。士仁先投降，糜芳随后打开江陵城门。
江陵没有经过长期血战，关羽最重要的后方基地便落入东吴手中。城里不但存放着粮食和军械，还住着许多前线将士的家属。
这时候，即使关羽及时赶到城外，也会碰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部下愿不愿意攻打一座住着自己父母妻儿的城？
吕蒙进入江陵后，约束部队，安抚城中百姓和关羽军属，还让关羽派来的使者了解家人的情况。消息传回军中，许多荆州籍士兵知道家人平安，继续拼死作战的心思反而淡了。
关羽的部队不是突然被全部消灭，而是在回军途中一点点散掉。今天走一批，明天又少一些，等他退到麦城附近时，身边能用的人已经不多了。
关羽还有没有别的军队可以调动？答案同样不乐观。
围攻襄樊时，关羽曾多次要求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派兵增援。对方以当地刚刚归附、局势不稳为理由，没有出兵。这说明关羽手中缺少一支能够随时补位的后备力量。
江陵一丢，益州方面又远隔山川，援军不可能马上赶到。关羽即便提前回撤，也只能依靠现有兵力，同时应付北面的曹军和东面的吴军。
这正是荆州最难守的地方。它夹在曹操和孙权两股力量之间，北面承受襄樊方向的压力，东面紧贴东吴水军，西面的援助却隔着漫长道路。
只要其中一条防线被撕开，另外两条线就会跟着吃紧。靠关羽一员主将来回奔波，很难长期补住所有缺口。
因此，水淹七军后马上南撤，或许能让关羽多争取几天，也可能改变他后来被围困的过程，却很难彻底保住荆州。
北面有徐晃和曹仁，东面有早已做好准备的吕蒙，后方守将又失去信心。三条线同时收紧，单靠关羽回军，已经无法全部解开。
荆州之败最让人感慨的地方，就在这里。
关羽不是败在不够勇，也不是简单输掉了一场交锋。他在前线达到声望最高点时，整个防御体系却已经失去平衡。

兵力过度集中，粮道拉得太长，孙刘关系出现裂缝，后方将领又与主帅离心。这些问题叠在一起，才让那场看似辉煌的胜利，成了危险全面逼近前最后的高光。